當我對百年中國新詩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一番思考時，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詩歌觀、價值觀、寫作觀和方法論，把這一百年的詩歌歷史分為五個階段：泛自由主義的民國時期，1949年至1976年一元化的國家主義時期，1977年至1989年的多元化轉型時期，1990年至1999年的消隱沉淀時期，2000年以來的網(wǎng)絡波普時期。出道于民國時期的詩人幾乎全都過世，民國詩歌的漢語革命和美學品質已然成為百年新詩的一種象征；國家主義時期的詩人存世者多已進入耄耋鮐背之年，幾乎已不動詩筆。當下的中國詩壇，基本勢態(tài)是由第三階段的40后到70初的詩人作支撐，由第四第五階段的75后到80后的詩人作推進，由第五階段的90后到00后作跟進；就詩歌代際而非年齡輩分而言，當下詩壇呈現(xiàn)出的是五世同堂、千姿百態(tài)、共涌詩潮的熱狀。

　　1977年至1989年多元化轉型時期涌現(xiàn)出來的新生詩人，主要有朦朧詩人、新現(xiàn)實主義詩人、現(xiàn)代主義詩人（包括第三代詩人），他們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沿革和寫作演進，理所當然地構成當下中國詩歌的事實性基礎；他們具有從40后到70初的年齡梯階，內含著詩歌藝術的主體結構。他們當中有40后詩人的北島、葉延濱、葉文福、李發(fā)模、周濤等，50后詩人的楊煉、嚴力、梁小斌、歐陽江河、于堅等，60后詩人的吉狄馬加、韓東、楊黎、邱華棟、默默等等。三四十年過去了，他們依然在寫作、在創(chuàng)造，持續(xù)地發(fā)表作品出版著作，適逢其時地做了百年中國新詩的主要沖刺者和完結者。上述的新現(xiàn)實主義詩人，也被稱為“新來者”詩人，那是相對于1980年左右的“歸來者”詩人艾青、綠原、陳敬容（民國時期成名）和公劉、流沙河、昌耀（1950年代成名）等等而言的，他們是當年的詩歌新生力量，其代表性人物有葉延濱、葉文福、李發(fā)模、桑恒昌、張新泉等一批詩人，他們被1980年左右的時代所造就，名震詩壇而進入文學史，而其中活在當下、寫在當下、引領風頭者當數(shù)葉延濱。時值中國新詩百年華誕，葉延濱以占其五分之二歷程的人本和文本的造化積累，成為這個盛典現(xiàn)場的主角之一。

立于人本的先行者

　　現(xiàn)代主義藝術是結構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則反其道而行，對具體的文化事物包括歷史事實一概進行解構，但卻不能否定歷史存在的結構性形成和不斷的補充完善，解構主義本身也將被補充結構到文化史的坐標中。我在此引出本文論點，葉延濱是當代詩歌史中重要的代表性詩人，百年中國新詩史中的結構性詩人，正是要說明結構性詩人的價值性、歷史性所在：優(yōu)良的人本、文本與創(chuàng)造力的完好統(tǒng)一。

　　在當代中國詩壇，葉延濱僅僅以代表性詩人的身份立世已經(jīng)足夠，他40年的詩生活閱歷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性和價值性的內容。葉延濱為人師、為人友，堪稱善，為寫作、為詩業(yè)，堪為精；事實上他不僅僅是一位堪為精、堪稱善的個體存在，他還是中國詩歌航母的一位艦長，曾任《星星》和《詩刊》的主編，現(xiàn)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歌委員會主任，是一位資歷全面的詩壇主帥。幾十年來他為中國詩壇培養(yǎng)詩歌人才，推進詩歌事業(yè)作出了人所共知的杰出貢獻。

　　我與葉延濱詩歌淵源始于30年前。1986年我在蘇州一所工科學校讀書時，創(chuàng)建了一個名叫火帆詩歌沙龍的文學社團，聚攏一些院校和社會上的詩歌青年，進行寫作、閱讀的廣泛交流，接著我創(chuàng)辦主編民刊《火帆》詩刊，推出全國各地詩歌同仁的作品。我們的社團成員有150多人，主要有沙克、柏常青、張檣、客人、尹樹義、林浩珍、謝宏、陶文瑜、韋宏山、王道坤、瓦蘭、車前子、小海、安子，以及伊慧英、史光柱、阿非、曲光輝、唐洪波、徐徐、師濤、匡文留、凌子、宋路霞、白瑪、梁粱、谷鳴、阿櫻和他他等數(shù)十人。他們都是當年的優(yōu)秀青年詩人，當下的實力中堅詩人?；鸱姼枭除埰刚埩?980年代各種詩歌力量的代表性詩人做名譽成員和盟友，如“歸來者”詩人艾青、綠原、流沙河等，朦朧詩人楊煉、顧城、舒婷等，新現(xiàn)實主義詩人葉延濱、李發(fā)模、陳所巨等，第三代詩人孟浪、周倫佑、宋琳等，臺港詩人洛夫、余光中、黎青等，國外漢語詩人云鶴、方昂、南子等，這份名譽成員和盟友的名單表明了火帆詩歌沙龍對于詩歌藝術的寬廣兼容性質，而名譽成員葉延濱作為詩人個體和作為《星星》主編的寬厚包容精神，最為切近《火帆》的藝術表達和價值期待。如果沒有當年這個影響不凡的詩歌社團和民刊《火帆》，也許我和一些同仁詩人的當下存在狀況就會不同，就沒有我寫這篇文章的緣由。

　　此前，我對葉延濱的了解僅僅是符號性的“著名詩人”和“代表作《干媽》”等詩歌；此后，對葉延濱的理解是人本與文本的結合，逐漸從報刊媒體認知這個人，然后更多地閱讀他的作品。在許多中國詩人的心里，都藏著關于三個地址的問答題，如果誰能隨口說出三個準確的地址：成都市紅星路二段85號《星星》編輯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號《詩刊》編輯部，合肥市宿州路九號《詩歌報》編輯部，那么，他必然是來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資深詩人。在那個熱火朝天的詩歌年代，青年人寫詩的癡情遠超過如今考公務員的熱情，如果不是公職家庭的子女、沒有城市戶口而便于就業(yè)，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們，在上述三種報刊上發(fā)表一兩組詩或若干首詩或許能夠改變命運，直接間接地達到上學、就業(yè)、擇偶、晉升的目的，有的人從工人農(nóng)民直接變身為公務員和其他公職人員，甚至“坐直升飛機”被提拔為文化藝術界的官員。當然，寫詩不為上學、就業(yè)、擇偶、晉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寫詩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染和生性愛好。然而，假使沒有《星星》《詩刊》和《詩歌報》的存在，也許就沒有所謂的當代詩人沙克堅守詩歌到現(xiàn)在。上述問答題中的三個地址有兩個與葉延濱有關，他先后做過《星星》和《詩刊》的掌門人。

　　葉延濱做了幾十年詩歌刊物的編輯、主編和詩歌界的統(tǒng)領，不知扶持助長了多少曾經(jīng)像我這輩和更多下輩的詩人群體，不知改善了多少詩歌青年的命運，他對當代中國詩歌的歷史進程，擔起了潤物細無聲的一份導引作用。既然是在敘述葉延濱的人本，不妨說得生活化一些。葉延濱少年時蒙受“黑五類”子女磨難，艱險徒步6700里作“革命串聯(lián)”，青年時下放到貧苦的村野謀生……這些融入骨髓的命運履歷，熔就他完整的人格和良知道義，對他的做人行事方式影響終身。當他成為“擁權巨大”的詩歌執(zhí)業(yè)者，從來都在敬畏著詩歌的本身，從來都不擁權自重，為人處事從來不以獲得回報為企求；他甚至常常謝絕投稿作者、發(fā)表作者的小小吃請，也一貫婉拒詩歌作者登門致謝。相反，他在主政《星星》和《詩刊》的20多年間，不知倒請登門的作者吃過多少回工作餐。在當今文壇，能做到這樣不近人情卻又近乎人性、詩性的文學報刊主編能有多少？在我?guī)资甑挠∠笾羞€有一個，他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詩歌報》主編蔣維揚，他和葉延濱一樣是不近人情卻又近乎人性、詩性的當代詩歌的導引者，在那一代詩人們的內心里，對他們深懷如此的共識。《星星》、《詩歌報》和《詩刊》是中國詩壇的三大高峰報刊，鼎力支撐著中國詩歌的進步和未來，葉延濱、蔣維揚做其主編，確是人盡其賢、才盡其用，實是中國詩人的幸事。

　　在我放棄外貿國企高管的未來，放棄擺好辦公桌椅的政府公務員的機會，轉行到玩筆桿子的媒體雜志、文藝協(xié)會供職25年來，我斷續(xù)的詩生活與葉延濱的關聯(lián)度就大了一些，可我們一直以來就是清水如許的君子之交。我在《星星》和《詩刊》發(fā)表詩歌或許有七八十首，一次又一次獲得過稿酬，卻從沒請他喝過一次茶；我與葉延濱的人際關系，僅僅是后生與前輩、作者與編者的普通關系。偶爾的時候，我反過來做他的編輯，把他的散文、隨筆和雜文、評論發(fā)表在我負責的地方報刊的版面上，彼此憑作品說話的職業(yè)性往來，真的沒有什么客套，似乎顯得有些清靜冷淡。在與葉延濱30年的詩歌淵源中，前20多年我根本就沒有見過他這個人，其中包含我離開詩壇、又于2007年回歸詩歌的最初幾年，都沒有見過他一面；直到進入2010年代后的近些年，我才在一些詩會中幸遇葉延濱，真可謂一見如故，卻對他沒有相見恨晚之感，唯有對他這個人的內外在的果不其然的確證。

　　有那么長久的文字交往歷程作鋪墊，我稱呼葉延濱為師，為兄，或者叫他葉帥，意即詩壇老帥、帥哥，或者常常叫他老葉，怎么稱呼葉延濱都不以為忤，他總是笑而默而接納。

　　我?guī)资甑淖杂蓪懽骱湍吧陡澹瑥陌朔皱X一張的郵票當家到電子郵箱當家，發(fā)與不發(fā)作品任由編輯作主，從不到編輯部登門造訪，從不過問投稿結果。但有那么一次投稿是例外，我對葉延濱提出了請求。那是2005年初，處于詩歌寫作休眠期尾段的我，讀到當年第1期《詩刊》發(fā)表綠原的開卷新作《絕頂之旅》，我當晚就寫了一篇評論《清澈，混沌，峰頂，冰山一角的巨鯨——從綠原的詩<絕頂之旅>談起》，從電子郵箱里發(fā)給葉延濱。我在投稿附言中認真懇切地對他說，綠原是1940年代的七月派代表詩人、1980年代初的“歸來者”代表詩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的大詩人和文學翻譯家，沒有之一，他在身體欠安的耄耋之年寫出如此深刻大器的作品，令我產(chǎn)生少有的震撼和感動。綠原淡泊名利的低調人生遭遇過太多的挫折壓抑，卻為中國文壇創(chuàng)造了卓越的文學成就，他1942年出版詩集《童話集》，被譽為“詩壇神童”，他曾幫助胡風寫30萬言書上書中央于1955年被打成“胡風骨干”，他1997年以權威的譯著《浮士德》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他1998年成為首位獲得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jié)“桂冠詩人金環(huán)獎”的東方國家的詩人，他2003年獲得國際華人詩人筆會“中國當代詩魂金獎”。在這些含義極大極重的價值符號里，60多年的思想之光穿過他曲折的命運隧道，呈現(xiàn)著綠原的傳奇色彩和中國文人的鉆石精神。我寫這篇評論，就是在代表幾代讀者向他敬禮。云云。希望延濱主編兄切切重視此稿。

　　意料之中的是，葉延濱親自編輯了這篇評論稿，很快發(fā)表在《詩刊》上。然而，綠原對此卻感到了小小的意外，原來他在電子郵箱中看了這篇評論時提醒我，要做好沒有任何反饋的心理準備。他認為，評論對他的溢美之詞他不敢承受，深感慚愧。當他看到《詩刊》發(fā)表的評論后，又謙遜地在電子郵件中對我說，看來《詩刊》對你的文章很賞識。直到今天為止，關于綠原作品與評論的這一段背后的事情細節(jié)，我沒有對葉延濱說過一個字，就像沒有發(fā)生過一樣。

　　也許在葉延濱身上發(fā)生的敬畏詩歌、精為詩業(yè)的故事太多了，通過葉延濱而發(fā)生的善待人事的佳話太多了，多得前后三代詩人都能對他說上一番和幾番，無需我再多嘴多言。葉延濱作為當下中國詩壇的先行者，一個社會人、詩歌人，他潔身自好的純靜心態(tài)，務實樸質的根本品行，敬業(yè)助人的寬善情懷，使他的人本精神穩(wěn)穩(wěn)立于世端，廣受敬仰。

立于文本的常青樹

　　在閱讀葉延濱的詩歌文本前,先得準備一些閱讀的尺子，否則可能會變成一種模糊閱讀而不食其味，因為葉延濱詩歌寫作的時間跨度長達40年，歷經(jīng)了當代詩歌藝術變遷的幾個代際，其美學觀念、藝術審美、語言技法和價值構成在不斷演進。總體而言，葉延濱的詩歌文本包含著巨大的豐富性、矛盾性和關聯(lián)性，必須找到相應的一些尺子來度量他不同時期的作品內質，才有可能體認到一位詩歌大家對于漢詩藝術的超然貢獻。

　　美學、文藝學和詩學的不斷外展、滲透和細化，為詩歌閱讀提供了諸多互相關聯(lián)的通道和方式，比如以中外文化為區(qū)別的本土主義、民族主義、西方主義、全球化，以藝術風格為區(qū)別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波普主義，以現(xiàn)代哲學為區(qū)分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唯意志論、存在主義、反邏各斯中心論，還有以文本解析為區(qū)分的比較文學、美學、文藝學、詩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互文性理論，等等，這許多復雜而有所交叉的學術范疇和工具論，可以度量當代中國詩歌的一切類型，當然也能從中找到適合葉延濱詩歌類型的幾把尺子或許多尺子。是的，一兩把尺子度量不了葉延濱巨多詩歌文本的千萬氣象。以中外文化為區(qū)別的尺子來考量，他的詩歌有本土主義、民族主義、全球化的多重元素；以藝術風格為區(qū)別的尺子來考量，他的詩歌有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多重色彩；以現(xiàn)代哲學為區(qū)分的尺子來考量，他的詩歌有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存在主義的多重理念；以文本解析為區(qū)分的尺子來考量，他的詩歌需要用文藝學、詩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多重解題方法來分析。

　　本文在這里所強調的當下性，把當代詩歌的時段姑且指向文革后的1977年至今的40年，那么對葉延濱在當代詩歌中的學術定位，可以如此表述，他是當代詩歌史中重要的代表性詩人，重要在他的詩歌文本長達40年的生命延伸性。1980年左右，屬于葉延濱詩歌寫作生涯的青春期，他正是以點位性的詩歌文本《早晨與黃昏》、《干媽》和《環(huán)城公路的圓與古城的直線》等代表作，名世立史。然而在當代中國詩壇，我們所處于的動態(tài)文化機制下的代表作，常常被賦以意識形態(tài)的時效性，加之詩人們寫作代表作時往往只有20多歲、30多歲，致使這類代表作一旦被固化為詩人的價值符號，那么在時代訴求變化、文化機制變革、審美標準遷變的過程中，它們會漸漸變得勉強、尷尬直至名不副實，不得不以“時代性局限”來規(guī)避時代進步后的質疑，甚至有一些詩人干脆否定自己那些代表作的不成熟、不藝術和不純粹。另一方面，詩人在這種代表作之后的漫長寫作生涯中，價值觀念不斷趨真、美學認知不斷掘深、詩學程度不斷提升，逐步擯棄過去作品中那種外在的附加值，歸于生命、藝術的本值，詩歌文本超越過去不知多少倍，但是卻再也得不到當初產(chǎn)生代表作時的影響力和認可度。那樣的代表作，等于是在封殺詩人進步的可能，終會變成貶低詩人進步文本的“反代表作”。當代文學史論的局限性和滯后于文本的反價值問題，是個重大而顯見的學術課題，難道不值得學界警醒和重視嗎。葉延濱出道時的《北京的早晨》《干媽》和《環(huán)城公路的圓與古城的直線》等詩歌，是他早期作品、成名作、代表作的三位一體，時至今日，依然散發(fā)著彰顯人性、逼視現(xiàn)實和反思文化的藝術光彩，盡管如此，它們肯定不全是葉延濱詩歌藝術生涯中的高峰所在。

　　從《干媽》這組詩，我們看到葉延濱為新現(xiàn)實主義詩歌琢成了一塊奠基石。關于這種新現(xiàn)實主義，我認為是對過往“高大全”的偽現(xiàn)實主義的反撥修正，是忠于客觀存在前提下的適度反思；忠于是策略，反思才是目的。干媽的形象代表著農(nóng)耕文化及其思想情感，即人性本真的樸素善良。“我不敢轉過臉去,/那只是冰冷的墻上的一張照片——/她會合上干癟的嘴,/我會流下苦澀的淚。/十年前, 我沖著這豁牙的嘴,/喊過: 干媽……///她沒有自己的名字,/“王樹清的婆姨”——人們這樣喊她……”（組詩《干媽——她沒有自己的名字》），這組得到過無數(shù)好評的詩歌杰作，沒有受到那個特定時代的過多束縛，即與意識形態(tài)過度關聯(lián)和明顯策應的局限。這種反思與傷痕立意下的寫作很難，不僅要依靠典型細節(jié)、高度概括的敘事加抒情的語言構建能力，還要暗含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審視，否則《干媽》就不會被三代讀者呼喊了37年。在特定的文化機制下，緊貼時代容易成就作品，時過境遷更容易發(fā)生變質，舊時代的代表作很可能被新時代所擯棄。所以，超越時代的文化審視，才是詩歌文本得以長期存活的能源。生命存在也是如此，無不內置著合理性與矛盾性的糾結，生活中存在一位善良勤勞的干媽是合理的，她活得那么窮苦與她的善良勤勞之間是矛盾的。葉延濱在這種傷痕和反思的糾結中寄寓了詩意的訴求：命運的折磨來自哪里，我們召喚一種改變世態(tài)的力量?！陡蓩尅返恼Z言所指是命運刻畫、心事描摹，形成清晰的人物和事件場，語言能指是對人性的深挖與對生命處境的憐憫。

　　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者絕不會一味地抒情贊頌，淪為不知不覺的表揚現(xiàn)實主義，他必須有根于社會擔當?shù)呐芯?，才配得上立足于社會現(xiàn)實。在被余秋雨激賞的《環(huán)城公路的圓與古城的直線》中，那些由直線交叉成“僵死的條條框框/構成古城格局的特點。”成了葉延濱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標靶，“立體交叉路口，車輪飛旋如風，/環(huán)形公路帶來新的語言。/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馳，/轟擊著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盤踞了數(shù)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滿！”這首詩代表了葉延濱的一種藝術與思想，語言細節(jié)的力度釋放，語言所指的立場表述，詮釋了現(xiàn)實主義的真義：鞭促障礙性事物的消除，陳舊性事物的改進。

　　過往的新現(xiàn)實主義詩人們的詩歌文本，有一些淡出了當下的審美視域，而葉延濱的《干媽》、《環(huán)城公路的圓與古城的直線》卻絲毫不失所值，反而被賦予新的解讀新的價值。原因在于，葉延濱沒有把《干媽》、《環(huán)城公路的圓與古城的直線》等成名作當成頂在頭上的包袱，當成止步的終身頂峰，而是當成詩意遠行的一次起步，他一直行走在詩路上，不斷寫出更為優(yōu)異的詩歌來覆蓋過去，創(chuàng)立藝術新高，從而帶動他全部作品內涵的升值。如果他的詩歌成就止于早期代表作，那么他只能是當代文學史中的那一類點位性詩人，即使如此，在國家主義穩(wěn)固的文化懷抱里也已經(jīng)足夠成功。

　　但是，葉延濱在寫出那些“新來者”的新現(xiàn)實主義代表作之后，像他所寫就的環(huán)城公路那樣，又經(jīng)歷了30年探索革新、轉變曲行的寫作進步，他的詩人身份從“新來者”變成“引領者”和“常青樹”，作品風格從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主義、再到后現(xiàn)代主義，詩歌文本從“語言為思想服務”到“語言為藝術服務”，再到“詩歌為生命服務”，他的詩歌成就在不斷加碼，分量和質量在不斷升高，最終歸結成自身的葉延濱主義，把他結構到百年中國新詩史的命脈中。結構性是一個動態(tài)坐標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勢態(tài)，難以被遷延的時間所置換變更，比如馮至、穆旦、戴望舒、艾青、綠原、北島、楊煉、海子、吉狄馬加、昌耀等等詩人。點位性則是變化勢態(tài)，可能被遷延的時間坐標所消解撤換，比如文革時期的那些所謂名家名作，早已被遷延的歷史流波淹沒消解。

　　1980年代下半葉到1990年代，功成名就的葉延濱勤勉地在詩路上探索行走，他的文化視野更為寬闊，藝術觀念更為靠前，技術手法更為豐富，在不斷轉變優(yōu)化的過程中，從早期的現(xiàn)實主義走向中期的現(xiàn)代主義。說他走向現(xiàn)代主義，首先是指他對“詩言志”的軟化轉變，表現(xiàn)在語言形式的層面上，可以拿他寫于1989年的《斂翅的鷹》為例，“斂翅驟落危崖，爪如松根嵌入石縫/垂云般的雙翅悄然收褶/骨縫里也有幾分悲愴，血液里游弋欲望的蛇”，此種詞語交織的意象疊現(xiàn)，脫離了“判斷句加排比句和虛詞感嘆句”的現(xiàn)實主義豪邁志向及敘述架構，進入現(xiàn)代主義范疇的意象主義和象征主義。葉延濱的詩歌向現(xiàn)代主義的進化，主要還表現(xiàn)在深化、強化反思力度的方面，歸入對既定事物觀念進行反撥諷刺和幽默化、荒誕化的現(xiàn)代主義精神。例如他寫于同期的《乘索道纜車登泰山》，“坐在索道的鐵匣子里/上——泰——山——/一幅玻璃透明了歷史/從現(xiàn)代的窗框/看傳統(tǒng)的風景/……/坐在索道的鐵匣子里/上——泰——山——/離去也揣回幾分遺憾/接連幾個夜晚的夢/都在石階上走個沒完……”在這么一個輕松愉快的登山觀景的行程中，葉延濱在意的不是眼里的歷史和事物，而是活躍在腿上的愿望之夢，玄機性暗藏，現(xiàn)代性畢現(xiàn)。

　　現(xiàn)實主義詩歌對于外在事物的夸張抒情和加溫抒情的“詩主情”的征象，在葉延濱1990年代的詩歌中逐漸得以消隱轉化，他的抒情方式也由為主題需要的物象抒情，轉到為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比如《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羅蒂》，“雪山冰崩時你在哪里/大海漲潮時你在哪里/鷹隼編織雷電時你在哪里/雄獅奔突追趕羚羊時你在哪里/玫瑰承接晨露時你在哪里/乳霧輕纏華林時你在哪里/大漠駝鈴搖彎炊煙時你在哪里/流星曳火射過蒼穹時你在哪里”，近乎霹靂節(jié)奏的詩意激流，類同于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的語言暴雨、搖滾樂的電閃雷鳴，也讓我想到王小龍《紀念航天飛機挑戰(zhàn)者號》的語言爆炸，這些激烈的語感語義串聯(lián)，正是現(xiàn)代主義詩歌在生命內部躍動的意象情緒。他在1990年代的另一首詩《風暴》中寫到，“我所有的日子/都是在風暴中跑散的馬群/那些灰眼睛的馬兒/善良而憂郁//……把你和我的日子吹跑的/不是風又是什么？ //馬兒找不到回來的路/如果你見到/一匹或一群褐色的馬兒/孤獨的老馬/溫馴的小馬/請給它一把青青的草//……風暴后還留給我一頭小馬駒/我的屬馬的小兒子/乖乖地守著我/守著我未來的日子”，在生活化的低溫抒情中，把詞語化、象征化的馬兒，用風暴之繩牽向自然的原處，牽回自我的體內。此處從現(xiàn)實主義轉為現(xiàn)代主義的言詞中留有一些舊抒情的痕跡，但其語言形式之美已經(jīng)與內容大意并列為文本的首要。

　　再看一首《樓蘭看到一只蒼蠅》：“陽光如一萬支箭矢/蒼蠅在樓蘭死城上空快樂地舞蹈//……半小時后，它將是樓蘭古城惟一的生命/……死亡大沙漠中的死亡之城里/死亡之屋外與死亡之樹上/一只還在飛動的生靈……//生命真美麗！/生活真美好！/生存真美妙！/我三次高聲地贊美啊/只因為一只在死海之上飛舞的小蒼蠅！”此詩所呈示的內涵不止是語言層面的藝術性質，不止是生命狀態(tài)的意象抒情，主要是對生命態(tài)度和體察深度的升華：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切生命力都是值得贊美的。這就是現(xiàn)代主義詩歌精神的核心所在。

　　經(jīng)過對“詩言志”的軟化轉變，對語言形式層面的藝術手段的轉變；然后轉化“詩主情”的模性，抒情方式由主題需要的物象抒情，轉向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再經(jīng)過對生命態(tài)度和體察深度的升華，葉延濱完成了詩歌審美的三級飛躍，成為絕不一般的現(xiàn)代主義詩人，那種以良知擔當而非語言戲法介入社會現(xiàn)實的現(xiàn)代主義詩人。

　　從葉延濱《獵豹印象》《我純潔得像一根骨頭》《黃河槳》《母性》《舉棋未定》《火焰玫瑰》《蓮花開了》《克里姆林宮背后》和《存放眼淚的小瓶子》等數(shù)十首1990年代的主要作品中，我們感知到了一位以現(xiàn)實主義為基石的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精神實質：開闊、揭示、反思、批判，歸于純粹的語言造化和真實的生命禮贊。用葉延濱寫于 1990年的 《我純潔得像一根骨頭》來概括：“有時候一切都是多余/只有骨頭是人生定義”。葉延濱的人生現(xiàn)代主義，有根有襻，有因有果，能夠把那些沒有骨頭的修辭現(xiàn)代主義敲得粉碎。不斷探索行走、刷新創(chuàng)造的葉延濱，成為當代中國詩壇立于詩歌文本的常青樹。

立于再生的新高標

　　進入21世紀的十幾年來，社會文化形態(tài)轉化為網(wǎng)絡波普主義，詩歌泡沫滿宇宙地膨脹，亂象叢生中自有中流砥柱在把穩(wěn)大勢。葉延濱的心智宛若海上的航燈，對此局面洞若觀火，他以先行者的行動來表態(tài)，以文本代言一切，繼續(xù)在詩途上進行著他的藝術變革，轉身登上又一波寫作巔峰。他寫出了堪與生命積淀厚度相當?shù)膬?yōu)質詩歌，如《愛情是里爾克的豹》《一個音符過去了》《唐朝的秋蟬和宋朝的蟋蟀》《丘吉爾托我向元首們說幾句話》《活著的項羽》《小公務員老Ｂ退休的感覺》《心在高處》《對我說》和《一棵樹在雨中跑動》等大量文本。與過去對他挑選閱讀感受不同的是，這所有作品不僅會讓普通讀者感到興致盎然，還讓我這類專業(yè)讀者屢屢得到驚奇，然后是深品之余的擊案稱絕。“唐去也，唐蟬也遠了/宋去也，蟋蟀也遠了/無蟬也無蟋蟀的現(xiàn)代都市/只有不知從哪兒來的風/吹彈著水泥樓間電話線的弦/請撥唐的電話，請撥宋的電話——/忙音！忙音！忙音！……”，寫于21世紀開初的這首《唐朝的秋蟬和宋朝的蟋蟀》，以唐宋傳統(tǒng)來參照當下，直接對泡沫文化表明了詩人的憂患和否決。

　　《一個音符過去了》給予我們的就不是憂患態(tài)度了，而是一種超然于物外的存在與虛無的永久況味。“一滴水就這么揮發(fā)了/在浪花飛濺之后，浪花走了/那個大海卻依舊遼闊///……一盞燈被風吹滅了/吹滅燈的村莊在風中，風中傳來/村莊漸低漸遠的狗吠聲///……一個人死了，而我們想著他的死/他活在我們想他的日子/日子說：他在前面等你……”死與活，個別與現(xiàn)象之虛，整體與物質之實，個人與生命之死，精神與懷念之活，這些富含悲憫情懷和哲學意識的事事物物，統(tǒng)統(tǒng)被強大的日子判決：歸于“他在前面等你”的消散。

　　在《丘吉爾托我向元首們說幾句話》《活著的項羽》和《小公務員老Ｂ退休的感覺》之類略顯荒誕帶有嘲批性質的詩歌中，展現(xiàn)了葉延濱“言他而批你”的介入現(xiàn)實的風骨，只是在言語上由硬匕首變?yōu)檐洷拮?。《小公務員老Ｂ退休的感覺》所用的詞語多么奇妙，“那些整齊和不整齊地掛在舌頭上/一排排的回形針，神話般地/像棉花糖一樣消失”；剛剛從固有體制中解套還沒走出辦公室門的老B，居然產(chǎn)生那么奇妙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那些文件那些報告那些/培養(yǎng)灰塵和蛀蟲的套話大全/都知道，那是病毒/誘發(fā)腦血栓、心絞疼、高血壓/可是誰敢生產(chǎn)這種型號的殺毒軟件？”這些不拐彎的句子如同普通生活中的機智話語，把現(xiàn)實原態(tài)的散件擺布成詩歌，無視技巧而大有技巧，似同后現(xiàn)代主義美術的拼貼造型，達到一樣的審美刺激效果。

　　葉延濱近來寫出了一組力作，包括《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想和天空一樣藍》《在安溪遇觀音》《荷花記》《幸福感》等等，呈顯出越發(fā)強烈的后現(xiàn)代主義特質，可以看成是葉延濱從現(xiàn)代主義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的轉身之作，藝術再生的成就之作。試讀《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體察它是怎樣從現(xiàn)代主義走向后代主義的。讓子彈停下來，是一出戲劇，那得演下去；讓子彈拐個彎，是一出荒誕劇，沒有開演的可能；在演與不演的瞬間糾葛中，子彈沒有選擇，只能負命而行終結它的劇情——擊中目的物，實現(xiàn)它自身價值的光榮。如果到此為止，子彈的劇情屬于有想法有結構的現(xiàn)代主義。然而，葉延濱讓子彈的劇情繼續(xù)演進，“一把鉗子夾住了子彈/把它拖到光亮的世界/一見到光亮，子彈就興奮/興奮地準備再次起飛/但接下來的是一次更深的跌落/當！子彈被丟進拉圾鐵盤里”，子彈不僅感嘆自己的命短，“一生只飛一次！”而且悟出了另一種子彈的命長，它“不光榮、不驕傲、不擊中目標”，就是放棄一生一次的飛行，“變成了自由……”如此演進的結果，等于否定了子彈的光榮使命，解構了子彈的價值系統(tǒng)，讓子彈的存在性質變成了被逼作為、不想作為的后現(xiàn)代主義悖論。

　　在《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的38行詩歌文本中，置入如此曲妙的藝術機峰，如此密集的意象心象含量，如此矛盾沖突的語勢內力，只能稱它是絕對好詩。從寬泛的文學比較的角度來體察 ，我得到了一種閃亮的心理暗示，《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與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之間有著文化精神上的深度遇合，戰(zhàn)爭離不開武器，子彈的價值就是飛出槍膛擊中目標，讓子彈停下來轉個彎，就是與武器永別，兩種不同體裁的文本之間有著語言運行的共性——簡潔含蓄、機智幽默、場景細膩，它們的思想指歸相同：對既定事物與規(guī)律的反撥與解構。對于《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的文本成就，可以拿葉延濱的另一首新作《想和天空一樣藍》來佐證，水滴對于藍天的遐想、容器對于水滴的馴化，以及水滴最終進入下水道的命運，凸顯著與《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一致的意象和心象，一致的反撥與解構，一致的心理暗示。“想和天空一樣藍”的水滴，它的“耳朵里卻一遍遍地響著/變茶水，還是變咖啡？”水滴變異于自身存在規(guī)律的想法，不可能得到兌現(xiàn)，只會落得與跌進垃圾盤的子彈一樣的下場，流入下水道?！兑活w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和《想和天空一樣藍》，帶給我們的明顯觀感是，葉延濱突破了既定的文化場域，又一次形成了詩歌藝術的飛躍。

　　《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是高度語言藝術所催生的精致文本，蘊蓄著詩歌載體所能扛得住的終極思考，充分證實了葉延濱在漫漫詩路上的轉身與再生動能，呈示了一位詩歌大家所特有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兑活w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是代表葉延濱當下寫作的高標作品，是當代詩歌中凸起的又一首杰出的代表作，而且是沒有意識形態(tài)牽制、文化觀念束縛、藝術方法局限的代表作。

　　葉延濱的詩歌寫作，題材萬千，視角幻變，手法多端，各種事象、物象、意象、心象互相穿插，各個史段、各個國度、各個地域，各種人群、各種現(xiàn)象、各種心理，都在他的詩歌語言中穿越，總體征象呈示為廣博浩蕩，錯綜復雜，其中貫穿著一條或明或隱的路徑：從詩言志、詩主情的觀念性抒情至上而以技術手段為輔，到詩即藝術、詩即真實的呈現(xiàn)性反思至上而以詞語結構為輔，再到詩即言說、詩即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語言至上而以一切為次，相對應的正是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三種主義是詩歌藝術依照內在運行規(guī)律而產(chǎn)生的普適性事物，其間本無高低優(yōu)劣之分，沒有意識形態(tài)是非，只有時序進退之別。藝術發(fā)展一如生命循環(huán)，非進則退。對于40后的詩人葉延濱來講，這條或明或隱的路徑肯定不是他詩歌征程和追尋方向的全部，卻一定是他探索、遵循詩歌規(guī)律趨向的一份重要心機。這條不斷轉身的路徑走得確實不易，卻必然地走出了方向，在中國當代詩歌進步的無限可能中，注入了一份切實可行的實踐動力。

　　任何事物都具有相應的形式，舊事物有舊形式，新事物有新形式，舊事物舊形式必須轉化進步為新事物新形式，否則必然被無情淘汰。1979年當鄧小平以社會主義中國的領袖首次出訪美國時，面對世人戴上了象征美國文化的牛仔帽，從此打通了中國與世界的隔閡；2012年當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訪愛爾蘭時，把自己還原成球迷踢起一只足球展示球技，從此開闊了世人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200年前西方盛行浪漫主義是社會生活改變機制的需要，150年前盛行象征主義及后來的現(xiàn)實主義是文化生活邁向進步的需要，100前盛行現(xiàn)代主義藝術（詩歌）是文化本質性、豐富性的自身需要。在100年前，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盛行西方遲來的包括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的各種藝術（詩歌）風氣，是反對封建文化投向新生的精神需要。從1980年代中段開始，中國詩歌的洪流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航道，是打破專制意識形態(tài)回歸個體生命和語言藝術的生命需要。如果對文學規(guī)律及其發(fā)展的客觀事實一概不問，還要做個浪漫現(xiàn)實主義的抒情作家藝術家，就是對當代人類文化的絕對無視，對一二百年前舊事物舊形式的迂腐模仿。在藝術上等同于穿著150年前的長袍馬褂留著長辮子，乘坐今天的高鐵用之乎者也文言文，對當下事物抒發(fā)莫名其妙的這情那意還自以為走在時代潮頭。如果是這樣，和對著朝庭衙門磕頭的晚清遺民，有精神本質上的區(qū)別嗎。不服從歷史規(guī)律和真事真知，寫來寫去只會可惜了時光精力。我們的社會機制和生活方式早已與國際社會同步接軌，我們的詩歌有什么理由徘徊在西方一二百年前的陳舊法則中。還是用葉延濱的詩句來召喚一種強力，“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馳，/轟擊著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盤踞了數(shù)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滿！”

　　憑借特定時代產(chǎn)生的一兩首或幾首成名作、代表作啃一輩子的詩人，不應該受到指摘，因為他們抓住了特定時期的機遇，集中閃射了自己的才華智慧，而同期的多數(shù)詩人未能做到。然而，人類社會在開放共存，文化思想在交融互生，詩歌價值在通達平衡，任何詩人如果一再固步自封于既得的光環(huán)，不作新的行走和創(chuàng)造，那么時光就會給他穿上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相比之下，像葉延濱這樣不斷甩掉成名作、代表作，不斷創(chuàng)造下一篇更好作品的詩人，30多年來出版了45部詩集文集的大家，必然受到人們的尊重。葉延濱不僅敢于直面自己、不斷否定過去，而且總能創(chuàng)造出更加美妙、更具價值的未來，這種無可窮盡的創(chuàng)造性，才是漢語詩歌的宏偉蘊含，才是漢語詩人的宏偉格局。

　　葉延濱的轉身、行走、再生，又轉身、行走、飛躍，不但沒有丟失現(xiàn)實主義，沒有丟失現(xiàn)代主義，也沒有固步于后現(xiàn)代主義，他把這些藝術主義作為方法和手段糅合到葉延濱主義的集成之中，穩(wěn)穩(wěn)地結構到當代文學史的坐標中。如果要問葉延濱的詩意一生有那些代表作，可以如此作答，葉延濱主義的文本集成，才是他的代表作，才是百年中國新詩結構性的代表作。任何一位對真詩人真詩歌懷有敬畏之心的讀者，都應該向當代中國詩壇的先行者葉延濱的人本尊嚴致意，向當代詩歌的常青樹葉延濱的文本品質致意，向他再生詩歌新高標的創(chuàng)造力致意，向他躬身漢詩實踐、催動漢詩進步的垂范精神敬禮。

（2017年3月上旬于南京）

（原載2017年第5期《中國詩歌》，2017年第6期《詩選刊》轉載）

葉延濱（左5）與沙克（右6）等全國各地詩人聚會于四川武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