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想堅持寫詩，而是不舍得放棄一種快樂。
　　也許每個時代都有一個李白，只不過生于唐朝的那一個，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時代。所以他活了下來！其余的時代沒準也有類似的人物，因為身不逢時，而夭折了，或被埋沒了。說到底，中國詩歌，有一個李白就足夠了。他并不需要更多的替身。即使你可以模仿他，你所置身其中的時代，卻無法模仿唐朝。
　　李白的偉大在于他超越了萬有引力。杜甫的偉大在于他體現(xiàn)了萬有引力。前者的飄逸，后者的穩(wěn)重，蓋源于此。我所謂的萬有引力并非僅指地心引力，還包括道德、傳統(tǒng)、體制等社會性的價值觀。
　　雖然告別了青春，我仍有想瘋一把的沖動。不知這意味著對青春的挽留，還是為之設(shè)計一個輝煌的葬禮？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無所事事。選擇一處被遺忘的空房子住下來。讓生活既不前進，又非倒退，而是在原地踏步。卻又覺得自己走得比遠更遠。
　　傷口結(jié)疤了。這是脆弱的自我長出來的鎧甲。為了防范再次的傷害。越是疼痛的記憶，說不定遺忘得越快。
　　他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雖然大多是悲劇。甚至他都懷疑自己是某個悲劇作家筆下的人物。或許人類的上帝原本有兩個，一個是熱愛喜劇的，一個是熱愛悲劇的。很不巧，他為那個熱愛悲劇的上帝所愛。成為不幸的幸運兒。
　　入睡之后，一盞燈在體內(nèi)點燃，夢境被照亮。多么大的舞臺，多么逼真的布景……哪怕觀眾只有我一個。醒來則意味著那個虛擬的世界重新陷入黑暗。
　　詩人的寫作，都是為了尋找自身那看不見的胎記。也許并不是胎記，而是這種對虛無的尋找，使他們與平庸的人群區(qū)別開來。詩人的神秘感最終迷惑的只是自己。如果你不曾迷失，你就沒啥可寫的。詩人一生中所有的路標，都是為了幫助他更快、更徹底地迷路。
　　各取所需：你擁有了有，我擁有了無。所謂的無，可以是什么都沒有，也可以是什么都有。你不能從有里面發(fā)現(xiàn)無，我卻能從無里面發(fā)現(xiàn)有。這就是我與你不一樣的地方。　
　　詩不會教我怎樣生活（不會教我怎樣生活得更好，卻有可能教我怎樣生活得更糟），而生活卻可以教我怎樣寫詩。我寫詩，不是為了生活（其實它已構(gòu)成我的另一種生活，精神生活）。我生活，卻是為了寫詩：醞釀出詩之后，我所有的生活都已成了酒糟，散發(fā)出谷物發(fā)酵的氣息。形而下是為形而上服務(wù)的。而不是相反。
　　詩是一種癮：中毒者呼喚著的其實不是解藥，而是更大劑量的毒品。你在其中越陷越深。每一首詩帶來的陶醉都增強了你的依賴感。你仿佛永遠在為下一首而活著。
　　我今年38歲。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個年齡。我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雙重使命：不僅為自己，還要接替另一個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沒來得及寫的詩全部寫出來。包括他那些還沒來得及開始或完成的愛。我正在把虛擬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輩子變成現(xiàn)實。這也是我的下半輩子：與另一個活著的死者同在。
　　和伊沙等早年的詩友重逢在一次朗誦會上。我說了一段話：這么多年過去，我的詩既不是“知識分子”的，又不是“民間”的，更不是“第三條道路”的，它還是我自己的。為之感到驕傲還是遺憾？相對于流派林立，爭論激烈的詩壇，我更樂意保持一種“票友心態(tài)”。因為詩不屬于熱鬧，而屬于寧靜。詩的意義，不在于共性，而在于個性。藝術(shù)可以劃分群落或派別，而詩比藝術(shù)更為高明之處，正在于：每個詩人都應(yīng)該自成一派，有獨立的審美體系。人數(shù)越多的詩歌流派，越令我懷疑：其詩風(fēng)要么是太容易模仿了，要么是太容易被模仿了，缺乏必要的難度。一個詩人，做到拒絕仿效別人，是容易的；做到令別人無法仿效，則太難了。相比而言，我更關(guān)注詩壇上“孤獨的人”或“多余的人”。
　　口語的傾向和書面語的傾向，分別證明了文學(xué)的兩種野心：前者是為當(dāng)代的讀者而寫作的，后者則把讀者的范圍延伸向未來，或者說，它力圖為永恒的讀者而寫作。一位作家的語言風(fēng)格，潛在地受到他臆想中的閱讀對象的影響。同時體現(xiàn)出他視野的遠和近：是熱衷于對空間的感召力，還是熱衷于對時間的穿透力？是追求生前的偉大，還是追求死后的光榮？是說給已存在的耳朵聽的，還是寫在紙上，留待尚未出現(xiàn)的眼睛讀的？是比音量，還是比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