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敘實詩派形成于90年代初。當時，有一批來自不同省份的文學青年陸續(xù)來京尋夢，并較集中地匯聚在北京舊鼓樓大街附近的西絳胡同13號西門。因為這里有一個以艾青、鄒荻帆、張志民、牛漢等老詩人和謝冕、張同吾、韓作榮、吳思敬等著名詩評家、詩人所熱心扶持的中國新詩講習所（所名為艾青題寫）。于是，這里便成了這些詩歌“北漂”們的一個主要活動場所。而更重要的，他們已擁有彼時具有相當影響及實力的《中外詩星》、《中國詩人報》等詩歌報刊陣地。在這批已先后活躍于八、九十年代詩壇的青年詩人中，偏重于詩歌寫作、編輯和詩歌活動的祁人、陸健分別來自四川、河南，偏重于詩歌理論研究和詩歌寫作的呢喃（后改稱子午）則來自廣東。田原、洪燭、王明韻、閻志等也在各自不同的崗位嶄露頭角，顯示出了文學（詩歌）上的才華。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詩歌問題和文學話語，關注詩壇的發(fā)展動態(tài)。此外，還有一些實力青年詩人如商震、潘紅莉、北塔等也以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著長期、穩(wěn)定的詩歌及生活交往。田原出國到日本后，繼續(xù)保持和他們的聯(lián)系，探討詩學、詩藝和漢語詩歌的翻譯等問題。
    早在1989年底，如火如荼的新詩潮（或曰現(xiàn)代詩歌）運動已宣告結束。新詩潮運動的結束，使中國當代詩壇迅即陷入了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深深的疑惑和困擾：1、新時期的詩歌從審美原則到藝術技巧、表現(xiàn)形式（語言、文本等）主要是源自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有著數(shù)千年詩史的泱泱詩歌大國自不待言，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詩歌發(fā)展歷史及現(xiàn)實同樣表明：無論如何是不能直接照搬外國（西方）詩歌的。那么，中國新詩應該在什么維度上吸收西方詩學的精髓才是理性的、健康的、正確的？2、當代新詩在繼承中國傳統(tǒng)詩歌美學方面幾近于零。那么，中國新詩到底要不要繼承傳統(tǒng)？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入手去繼承傳統(tǒng)？并通過什么方式使之在新詩創(chuàng)作上自然而然地呈現(xiàn)出來，而不至于淪為一種人為的拼貼？3、唐詩宋詞的觸發(fā)點主要是來源于山水文化和農耕情結，通過寄情山水去表達對宇宙、人生的態(tài)度，并由此建立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藝術原則和詩歌理想。那么，當代新詩面對后工業(yè)社會高度科技化、泛機械化、快節(jié)奏、程序化的時代背景，它應該如何選擇詩歌的支點、語言的切入點（或摩擦點）以建立美學秩序及人文精神？這是擺在每一個中國詩人面前最嚴峻的課題。如果不解決好這些指涉詩歌命運的根本問題，中國新詩就會成為一種無根的詩歌，而不可避免地面臨文化及哲學上的枯竭和死亡。
    中國當代新詩潮（或曰現(xiàn)代詩歌）運動的結束，是以五個不同學科層面的“里程碑事件”作為史學標志的：
    1、文學史的時間標志（公認的當代文學史分界是：1976年末～1989年末稱新時期；1990年起稱后新時期）：一方面，“朦朧詩”群由于第三代人的定點式“狂轟濫炸”（第三代人是指以“朦朧詩為否定目標的詩歌新浪潮”群體），而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成了強弩之末；另一方面，第三代人始自80年代中期的主義瘋長、群雄割據(jù)的流派“造山運動”此時亦已式微。進入90年代后，詩歌界單一的社會學批評、現(xiàn)象學批評漸漸讓位于文本批評，或者發(fā)展為這三種批評的相互融合和滲透。過去的不少詩學概念和批評方法或由于時代的變遷、或由于學科的發(fā)展而早已遠遠落后于詩歌創(chuàng)作實際，與新的詩歌話語秩序和人文格局已不相適應。學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更是一浪高于一浪。歐陽江河稱：80年代末，現(xiàn)代主義詩潮的“青春寫作”已經結束，而代之而起的則是“中年寫作”。具體地說，就是以1989年為契機實現(xiàn)了“歷史轉變”—&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