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代詩，人們經常會遭遇閱讀上的阻隔，要么我們斷言說，這個文本是無序的，是感知-意識的無序，或體現在語言符號層面的無序狀態(tài)；要么認為其中隱含著意識-感知-語言符號的隱秘秩序。那么一種閱讀體驗又怎樣辨認意識-經驗-語言的無序狀態(tài)或是相反，即揭示出其話語的隱秘秩序？對一個批評者而言，這是一種心智上的挑戰(zhàn)，如果是后者，它會帶來一種心智上的激發(fā)。在閱讀朱濤的時刻，我感覺在同時或交替體味著它們，被重構的隱秘秩序和某種無序狀態(tài)。為了不輕易放過語言的難度所隱含的意義，不輕易把閱讀上的阻隔感簡單地歸結于詩歌寫作者的問題，請允許我以稍微艱澀一點的話語方式談論朱濤的詩。
　　就最顯而易見的話語方式而言，朱濤的詩似乎遠離了日常經驗性主題，至少就其表層語義而言，更傾向于夢幻般的無意識呈現。如《幻想》或《胸口的鳥籠》等，在寓言化或童話式的敘述中總能找到它的經驗對應物，實際上，難解的不是這些幻想性敘事本身，而是任何敘事都必要顯現的語義連續(xù)性。但同樣也有一些作品會讓求索意義的行為受到阻隔，在某些個人密碼式的話語中，難以找到經驗敘事的連續(xù)性線索，也不那么容易在修辭的轉義上求索到意義的呈現。對于詩歌寫作來說，個人化的修辭是為著最終將個人體驗轉換為共同體的意義資源，轉換為可以共享的感知。面對朱濤多產而紛繁的寫作，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在某些篇章中，求索經驗秩序或意義秩序的意圖沒有實現，另一方面也能夠由朱濤更多可解的詩篇推斷，這些喪失了清晰語義鏈的敘述，緣于面對更大語境中的無序感而斷裂為一幅模糊的意義草圖。
　　詩歌寫作通常都會在敘述上加密，朱濤更為喜歡在敘述個人體驗時同時將之密封起來。詩歌寫作既敞開經驗，又在經驗上加密或加蓋封印，以便讓得到清晰表達的部分與語境的晦暗聯(lián)系起來，也讓懂得解讀的人體味到某種特殊的快慰。這是一切探索性的藝術活動中所具有的心智歷險，有時也會遭遇難以逃離的無序。語言的固化——空話、行話與套話——會讓話語表達喪失意義，而在話語的另一極，詞語符號的無序也會令話語喪失意義。比起修辭的固化或語義的枯竭，詩歌傾向于建構一種不飽和的語義鏈，以便讓新的意義感知得以呈現。朱濤顯然屬于后者，這種語義的不飽和既可能帶來新的意義啟明，也可能帶來一陣意義暈眩：“這一次，你贏了/誤喝了世界的混亂/替死神工作/重建秩序”。
　　朱濤顯然意識到了每個詩人都在進行的“重建秩序”的工作，穿過荒漠，克服世界的混亂，僥幸的是，“這一次，你贏了”。這意味著，重構秩序的意圖也會遭遇失敗。事實上，在每個人心中，在每個人的經驗中，在整個生活世界都向無序傾斜的時刻，意義的焦慮已成為一種常態(tài)。在普遍的語言濫用所導致的意義秩序解體之際，詩人只能在意義的焦慮中探索隱秘的秩序。似乎可以將《預言的天空——贈蔡小小》一詩視為詩人對語言活動、對寫作行為的一種寓言化表達。詩人則是穿越“聲音的狂歡”抵達“禱告的岸上”的人，也只有在這一層面勞作的詩人才值得我們認真看待。詩人的工作被前置到語言的“原初”時刻，即在“預言的天空”下，重建語言符號與意義秩序的努力。這是詩人所秘述的心愿。在思想史上，人們或許愿意將它稱之為“內心秩序”、“靈魂的秩序”，也會將這一秩序表達為“世界的秩序”，如果內在秩序最終會投射為外部秩序的話，正如在那首寫給歐陽江河的詩里所表達的，朱濤顯然清醒地意識到詩人“重建秩序”的意圖，他會贏，也會輸。然而他不會停止這一努力。而這種探索總是歷險性地穿過“語義的不飽和”或不穩(wěn)定的語義鏈來進行的，即從語言的狂歡抵達內省式的祈禱。
　　正如我們的生活世界是不斷地在廢墟之上建造的，語言符號的重疊不亞于任何一座城池之上的重建、累加與擴展。朱濤在致羅振亞的詩《爐火正旺》中描述了語言失去光暈的狀態(tài)：“當語言的光一件件剝落/墜毀/飛出絞刑架的天空”，我們經歷著語言符號的累加與畸變。一些古老的符號變成沒有活的經驗的空殼，一些新的符號從物質世界進入語言，一些貌似死去的符號又被新的體驗激活，賦予新的意義。一方面是語言的固化，貌似語義穩(wěn)定飽和實則語義空洞匱乏，無數大詞大概念構成了經驗的貶值，和觀念上的通貨膨脹。與之同時，我們的社會也經歷著語義的混亂與語義倒置，經歷著概念的年代措置。語義混亂并不限于語言符號層面，語義的無序是社會無序和認知混亂的一個突出表征。在朱濤那些貌似幻覺式的敘述中，我們常常能夠不無驚訝地從中辨認出我們的時代，辨認出我們自身日益模糊的面目，和我們心中那些新的和最古老的價值觀念的變種。朱濤的詩讓我們震驚于我們的處境，即語言與語義的畸變這一處境。
　　人類社會常常會陷入一種詭異的時刻：當人們對力量與強力的膜拜、對權力意志的屈從所導致的社會腐敗達到一定程度，詞語也必須隨之改變它們的語義，轉而接受被給予的內容。對語言的普遍濫用導致了語言的腐敗，但能夠將這一深深的無序狀態(tài)進行反諷式描述的詩人依然是少數。當語言成為公開的謊言（柏拉圖“高貴的謊言”的當代對應物）、虛假承諾和相互攻訐的手段，語義就變得支離破碎，變成對人類最重要的心智能力即形成語義能力的摧毀。如果人們開始信奉強力就是正義，那么邪惡就可以被人崇拜。在價值觀上，在對強力意志的信奉上，這個世界似乎越來越古老。價值失序是一種時代性的疾病，意識的紊亂，或者無意識不受監(jiān)測地涌進意識的表層，正像詞語的使用不受經驗的驗證與邏輯的監(jiān)督——而十分詭異的是，詩歌不正是這樣一種話語？它又如何在身染痼疾中康復？憑著經驗與直覺，朱濤在一些詩篇中將這種狀況視為一種社會心理的創(chuàng)傷。我們的意識與語言似乎都在成為某種難以康復的創(chuàng)傷的《后遺癥》，在生活語境中說出這些話語毫無疑問是一種疾病，然而為何“患者”的話寫進詩篇就是富于想象力的詩句？就像詩歌不飽和的語義鏈、語義的不穩(wěn)定性如何相似又實質上區(qū)分于無意義的語言表達？朱濤以包含著語義紊亂的話語方式處理了一次巨大的創(chuàng)傷性經驗，而這首《后遺癥》中所呈現的意識混亂與世界的無序狀態(tài)似乎又不僅僅是某一次“大爆炸的后遺癥”才有的，在《蒼鷹的風暴眼》中，“一個宣誓的集束炸彈/以光的速度/攔腰截斷我的世界/將我漂泊孤島”，如果說“宣誓”（信仰）與“炸彈”（暴力）的結合愈發(fā)揭示了這個時代的價值失序，或不同集團之間的價值沖突，那么，“鋼鐵、鉆頭”（機械制造）與“皮囊、心臟”（自然人性）之間的背謬體驗則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個人體驗，肉體創(chuàng)痛與心理創(chuàng)傷尚屬時代痼疾的表層，它們之所以難以被治愈，是因為語言本身的失序。在朱濤詩歌中，被修辭學多建構的系統(tǒng)的語義“紊亂”或語義措置近似于另一種隱秘秩序？
　　當今詩人一個難以回避的語境就是，他不僅需要面對世界的無序，更需要面對時代性的語義紊亂或失序狀態(tài)。當社會的墮落與語言的墮落合二為一之時，人們將其稱為“修昔底德時刻”。這意味著人類社會不僅在道義上變得混亂，表達經驗世界的語言也變得混亂起來，世界陷入無可救藥的失序狀況。在《剃刀》一詩中，無論我們把其中的話語主體理解為一個藝術家，還是詩人，都無法讓我們將這些話語與《后遺癥》中的患者語言區(qū)分開來，當然，同樣詭異的是，也無法與靈知主義者的語言或薩滿巫師的話語做出不同的分類，同一個詞語（觀念）出現了相互沖突的評價，一些具有道義性的詞語被污名化，甚至被賦予完全顛倒的詞義。朱濤詩歌的反諷修辭正是對意義失序或語義紊亂的一種戲仿。語義的無差異或語言的腐敗造成是非混淆或沒有是非的認知困境。詭秘的是，就修辭方式的表層看，語言（觀念）的混亂無序與詩的“不飽和語義鏈”或不穩(wěn)定的語義結構又是如此相似，它們都不受經驗驗證的困擾，也逃離了邏輯監(jiān)督。差異僅僅在于后者源于對意義的隱秘秩序的尋找，而前者就是混亂和無意義本身，但這個回答似乎回避了困難?？梢源_認的僅僅是，在朱濤的詩中，語言的墮落狀態(tài)得到了描述，或者說，他將語義含混狀況和語義的無差別性這一社會性的語境納入進他的修辭法之中，然而他又寄托于語言的“一次次升起”。
　　閱讀上具有阻斷感的詩或難解的思想——如果不是純粹智力游戲、如果在心智上是嚴肅的，我猜測——一方面是對“語言之光”剝落之后處境的描述，一方面則意味著“繞開死胡同”對開端的返回，或對開端的自覺。這個開端姑且稱之為“感知-經驗-語言”一體的時刻，而寫作就是對這個開端——“感知-經驗-語言”一體時刻的符號化過程。
　　這里關于“開端”的表達同時就涉及到一個背謬性的概念。我們并不置身于“語言”初創(chuàng)時刻，無論就經驗世界還是就其語言符號的使用，詩人和我們一樣，都處在一個無限的和可重復性的“中間階段”，或處在可以無限分化的“中間位置”。對一種有著數千年詩歌史和文化史的語言來說，語法的穩(wěn)定性、語義的連續(xù)性和字詞結構的確定性，都使得我們在一種慣習或語言的成規(guī)中進行表達活動。然而，正是這一點，構成了詩的障礙：符號的固化和概念的古老資源，都跟“感知-經驗”的當下性構成了“阻斷感”，構成了意義的非連續(xù)性或間隙。這是關于詩歌寫作的一個故事，即從經驗與感知的當下性，向著開端的一種返回意志。朱濤有詩名為《最后一本書》，每個詩人都在一種無限分化的“中間狀態(tài)”自相矛盾地渴望寫出“最后一本書”，事實上這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愿望，即寫出第一部書，成為一部新《圣經》，滿足終結的意志，并成為開端。然而在終結之書與開端的元典之間，每個詩人乃至每個人都處在一種“中間位置”。朱濤知道，“每個時代都是歷史的片段”（《宣示》），這個“片段”就是語言的中間位置，是寫作與思想的中間階段。在這個無限的中間狀態(tài)，在歷史語義學的層面上，詩歌寫作經歷著的是語言符號及其意義的畸變，遭遇著語言的固化與混亂無序的雙重威脅。
　　“開端”既不是人們所設想過的“前語言”的純粹經驗，不是前語言的純粹個人感知，也不是創(chuàng)世意義的“語言”或“神說”的神秘意志行為。我選擇相信沃格林的“意識-實在-語言之結”的觀念，或“意識-實在-語言之結”的符號化。許多人把詩歌寫作看得太過容易，而實際上，詩歌與思想史上不斷重現的基本問題之間存在著太多復雜的“結”。以詩學現象看，思想命題多半已隱含在詩歌寫作與修辭方式：經驗不會是幻想中的純粹經驗，而總是已經包含著語言的經驗，而感知或感覺則是包含著語義學內涵的感知。也就是說，個人的體驗，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符號糾結在一起的，而經驗世界本身也已經是參與了語言符號的世界。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一夜間掘開圖書館、學校、教堂、地下通道、皇宮、大劇院、哲學困境、墓園、認識論洞穴和弗洛伊德性欲炸彈”（《最后一本書》），結束歷史形成的一切語言符號的介入，從而開啟一種嶄新的認識論，一種世界初創(chuàng)時期的感知與語言。經驗的純粹性和意識的透明性是一種幻想，或者說，與語言符號無關的純粹經驗、純粹感覺是一種幻覺。所謂返回開端，就是對感知經驗之符號化過程的認知。事實上，我們常常難以區(qū)分，語言所表達的意義，是經驗自身的意義還是語言賦予的意義。
　　如果說歷史語義學或語用學致力于自然與社會、身體與靈魂之間的語義分離，或世俗與神圣之間范疇的分離，回到開端的隱喻沖動，則致力于不同語義范疇之間的交換機制。在這樣的修辭秘聞中，有時朱濤自由地將身體的秘儀重建起來：“那珍珠，是水做的/沾滿北大西洋的嘴角/含在挪威峽灣的唇邊”，《珍珠天堂》開始的敘述似乎是對自然地理的隱喻式描述，然后隨之又轉義到個人的身體，“用樹的綠臂膀/用樹的綠手指”，讓人不再去區(qū)分詩歌描述的是自然地理還是身體，是事物還是人，實際上，這一修辭方式通過自然與身體的交換機制達成了二者的合一，并由此指向欲望的奧秘之所在。
　　在朱濤的詩歌中，對身體與欲望如此柔情的時刻并不太多，那是因為我們已經談到的體現在他詩歌中的性欲符號與政治符號之間的可交換性，當一種經驗失去了天真與單純性之后，殘酷的意味就可能被品味到。一般而言，我們難以想象“愛和祝福”會“用光了一生監(jiān)獄”：“爬上山頂，那人用骨灰的聲音說話/‘帶回去吧，你夢寐以求的愛’/帶到哪里？時間吸干了舌頭上的溪水/剩下泥土的嘴唇圍著廢墟軀體跳舞/我告訴自己，要為他祝福/用光了一生監(jiān)獄……” （《用光了一生監(jiān)獄》），我們也難以去想象：“仿佛所有的花都在同一所監(jiān)獄長大……等時間的劊子手……最后一陣風的絞索帶走她們”，對最美好的自然之物的描述，卻在修辭上轉向人類社會最殘酷的習俗詞語，監(jiān)獄、劊子手、絞索……意味深長的是，修辭往往系統(tǒng)地改變了原初事物的屬性，一種事物與經驗領域，在某種特殊的修辭話語中，被轉換為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領域——就像《后遺癥》里的精神病人——就像這首詩將自然事物的“秘述”轉向了社會學或刑法學領域，或許是源于這一理解，“她們感官禁錮的獸性/和骨子里泛濫的情欲”（《每天有含苞待放的花浮在晨光里》），在這一修辭的轉義形式中，因其事物深藏的“獸性”“情欲”，才有了“監(jiān)獄”“劊子手”和“絞索”。
　　但他在另一首詩中說，“……這樣的監(jiān)獄必贏得上帝稱頌/他會坐在梨樹下/望著三角梅蔓延的矮墻出神：/永生不就是聽她的流水聲/持續(xù)顫抖嗎？”在這樣的修辭中，一些詞語獲得了本身所未有的含義——這一話語情狀與社會的“修昔底德時刻”如此吻合或相反，成為后者的反諷？詩歌修辭在重啟它的不飽和語義鏈的時刻，充滿了逃離“修昔底德時刻”的返回意志，重構其話語的經驗語境的隱秘意愿。在朱濤詩中，這種作為個體生命“開端”的經驗似乎首先指向了肉身和欲望。而在其詩歌修辭方式中，身體及欲望的語言總是與宗教的語言符號糾纏在一起，或許可以說，性欲符號、宗教符號、政治符號之結，構成了朱濤詩歌話語的基礎性隱喻結構，這意味著，自然與社會、身體與靈魂、世俗與神圣之間的可交換性。因而，修辭并不是對原初經驗的一種修飾性表達，修辭意味著一種新的“語義事件”。在一切事物的可交換性機制中，修辭帶來了經驗領域的普遍越界，政治詞匯也會突入身體的領域，獲得極其微妙的含義，“多么精致的監(jiān)獄啊。我想/獻上全部天鵝絨波浪”（《抱著木屑供養(yǎng)葡萄胎》）。而在朱濤的詩中，或許正是因為性欲符號與宗教符號-政治符號之間的無盡糾結，身體與欲望顯得并不是樂園里的事情，身體不僅與自然世界具有可交換性，也同樣與一個機器世界具有可交換性。欲望與自然詞語的可交換性通常傳達出一種人性化的體驗，而對身體或欲望的一種非人化的器械性修辭，無疑意味著一種分裂與痛苦的體驗，《告別疼痛的盛宴》書寫了兩性之間的愛還是傷害？抑或它們本是一體之物？“你拆除鐐銬/眼睛的鐐銬/耳朵的鐐銬/鼻子舌頭的鐐銬/佩戴赤手空拳的腳步上/ 你吃黑暗獨眼的鐘聲/吃空氣咳血的肺葉/吃屋頂花園……”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朱濤詩作，并非無可挑剔，但他擁有一種稀見的修辭穿透力，使得不同經驗領域的語言符號具有特別自由的可交換性，而正是這種詞語與事物之間廣泛的可交換性，不斷生成新的語義。他在并未將修辭技藝完善之時，迅猛地將詩歌修辭的特殊授權運用到自身的極致。
　　身體與自然事物之間的可交換性，通常能夠帶來情愛的感受，而身體（欲望）與非自然、身體與機器世界的可交換性，則無疑充滿了“革命”的色情意義。色情是剝離了一切身體羈絆的復歸于自由的歡騰時刻，然而又如同“意義”肉身顯靈的時刻。事實上，個體生命總是被嵌入家庭、市場、世界的鏈條，嵌入宗教與政治的規(guī)制，就像詞語的固化一樣，穩(wěn)定卻意義愈益匱乏。色情是從這些鏈條中斷裂開來的瞬間，表征著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體驗。無論是家庭繁衍、市場經濟、還是社會組織，色情之于它們而言意味著一種徹底的遺棄。色情沒有歷史，它設計的“甜美機制”，只帶來瞬間自由的“重生”。色情的身體是對生殖身體的拒絕，即對身體的家庭倫理屬性、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的排斥，甚至也否定了死亡，哪怕僅僅是一瞬間。   
　　身體與靈魂、色情與愛是兩種不同的關于身體欲望的意義體驗，有時它們天壤之別，有時它們一步之遙。對詩人來說，這才是一次升起的時刻，“最終我們會愛上沒有肉體的生活/從山巔云朵的飄帶逸出”。身體是意義體驗的資源，身體也是意義紛爭的中心。正如身體是歡樂也是悲傷體驗的中心?！督贡瘋?mdash;—贈X.L》一詩問到，“悲劇是什么？”它再次指向個人記憶，與“羞愧”感受有關的記憶。唯有涉及情愛時，朱濤才會在詩歌中顯露出少有的語義透明，他說“要么深愛，要么死去”，但他坦承說：“我違背了誓言/靠不停戀愛治療創(chuàng)傷/又用更大的創(chuàng)傷招惹戀愛/而你太年輕‘不知道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暗中標明了價格’”其中不無懺悔的音調，而自相矛盾的是，禁止悲傷，就是禁止愛；情色是歡樂，而愛則是悲傷。當然也完全可以倒過來說。無論何時，愛總是意味著古老的受難行為。在身體意義的感知上，色情似乎是愛的體驗失敗后的絕望行為，這是他在《預言的天空》里所表達的，“愛/血色奔騰的海/尋找我/以絞刑架的寧靜/ 抵達”。愛與色情一樣，或許都涉及到暴力，然而色情是相互撕裂、相互贈與傷口，而愛則是極其古老的犧牲和受難，無論制度如何變遷，愛都是一種完整的體驗。愛的完整性體驗失敗或色情想象留給人們的只是對身體暴力或象征暴力的感知，即一種虛幻的精神狂喜。但正如《一次次升起》中女性的聲音，“她”強調的是賦予意義的主體，反對作為欲望客體的位置，也體現出“重新確立身體位置”的律令。
　　雖然人類社會在知識上對一切事物、事務與經驗領域都進行了界限分明的分類，我們的知識就建立在這些分類標準上，但與之同時，我們又生活在一切事物的普遍可交換性機制之中。不論原始形態(tài)的以物易物還是發(fā)達的貨幣經濟，都建立起事物之間的普遍均質性與可交換性；無論是正當交換還是不正當交換，存在著物質與物質的等價交換，也存在著物質與精神、靈魂與肉體的象征交換，一切事物之間的可交換性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普遍交換混淆著和組織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因而，詩歌的修辭越界只不過是將早已普遍存在的交換機制納入到修辭之中，并揭示出其中的意義結構，即在語義的畸變中重新尋找意義的秩序。
　　這意味著，一個被固化在某個經驗范疇的詞語，則完全以運用于另一經驗領域；這里涉及到語境有效性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詞語被置換到另一經驗領域，而沒有發(fā)生語境重置或轉義作用，詞語就會像一個被放置錯誤的符號，或放錯地方的物質客體。一個詞語從其固化的經驗范疇轉向另一經驗世界時，若能產生語境的有效性，則必須使之觸及當下不免渾沌的生活語境或生存結構，觸及規(guī)模龐大的群體無意識，就像精神分析師能夠聽懂各種《后遺癥》患者的話語并且能夠與之有效地交換意義。詩人在處理當下經驗時也必須有著修辭上的《細雨般偏離》，并為我們帶來更微妙的對意義的感受。這首小詩雖短，卻敏捷地穿越了不同的經驗領域，詩的修辭鏈條不斷相互偏離，然而又迅速構成一個語境，或建構起一個互為語境、互為上下文的交互映射，或我們所說的普遍的交換機制。詞語之間“細雨般偏離”，構成了一種意義氛圍。一個詩人的修辭即使在處理當下經驗或涉及當下生活世界時，也應該產生這樣修辭上的“偏離”，就像精神分析對話中“偏離”原意的話語揭示出心理創(chuàng)傷的真實。因此，關鍵不在于是否“直面”現實，而在于詩歌修辭學是否能夠孕育出一種連貫的符號結構，而不再依賴一個詞語或符號固有的現實指稱，符號不再是它孤立看待時的穩(wěn)定含義，一種連續(xù)的“符號結構”重組了詞語，并把語境的有效性賦予那些總是被孤立理解的符號。
　　涉及到語境的有效性時，我們不難在朱濤的詩中辨認出詩人置身其中的社會歷史語境，辨認出我們曾談到的那種人類生活世界的無意識規(guī)模，或與個體生命中廣闊的無意識之間的深刻關聯(lián)。由此可以說，朱濤的詩并非僅僅屬于個人的體驗，他也在“替一切啞默者呼喊并歌唱”：“鐵，在我的體內種植/三角架，與最初的肋骨。/現在，它們生長、擴大、旋轉/如深不可測的黑洞的天空。/在時間饑餓的攪拌機里堅挺/替一切啞默者呼喊并歌唱” 。
　　毫無疑問，鐵、三腳架、攪拌機都是我們這個時代轟隆作響的物質性語言，它們制造出社會體量的增長，在詩人的“體驗”里，這些鋼鐵，這些機械設備與裝置，也在人的體內種植下來，生長/旋轉，人與物的固有范疇已經被僭越，不同事物之間的廣泛可交換性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現實性，而非僅僅存在于詩歌修辭之中。這就是朱濤的詩，一方面是脆弱的身心感知著的悲傷體驗；另一方面卻又在修辭上將大量的機械事物如“鐵釘”一般“鍥入”語言之中，將大量如鐵與碎石一般的經驗“攪拌機”一樣構成語言新的混凝結構。這是對意義秩序的求索，也是對意義秩序的重鑄。無論他是否達成了詩的意圖，都毫無疑問地顯示出一種強力的詩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