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銳利最怯懦的是開刃的鐵，最堅韌最無畏的是絢麗的綢”。這是開篇的劍形書簽上的兩句詩。我不知道它是出自作者還是編者之手，但看到這兩句詩，我忽然感到有了解讀此書的鑰匙。

　　在《鐵與綢》的“代跋”，也即作者與編者的對話中，我看到張煒反復(fù)強調(diào)的一個關(guān)鍵詞：“純詩”，這意味著，將此詩當(dāng)作“敘事詩”、“自傳體詩”、“史詩”、“心靈史詩”，都是不準(zhǔn)確的，有可能以少言多，以偏概全的。純詩意味著寫作的一種壓扁，即非歷史化，非具體事件性，甚至非故事性，按照瓦雷里的說法，是一種純粹的經(jīng)驗之物，是提煉和抽象之后的東西。但同時，張煒又強調(diào)了該作中的“具體之物”的作用，即“鐵”與“綢”這兩個古老原型或意象——它們都是齊人發(fā)明的，是齊地舉目皆可見到的什物，所以，鐵與綢，它們的深意就此得以延展，一個剛硬，一個柔軟，一個代表強力，一個見證人性，從哲學(xué)上講，它們既是一對物性意義上的冤家，也代表了世界普遍的辯證法;如果伸展開來，亦是齊地文化乃至文明與歷史的代言之物。

　　作者告訴我們，須還原到事物的具體性，方能夠正確進(jìn)入此詩。

　　然而要想真正能夠進(jìn)入和讀懂此詩，又無法不將之看作是一個多重的“套疊文本”，即一個刻意壓扁的“文本組合體”。其中有具體的故事，黑心礦主將七個礦工和“我”——一位“東夷史學(xué)博士”埋葬于地下，而礦主的女兒則充當(dāng)了搭救者與共命運者。在這兒，“鐵與綢”構(gòu)成了暗黑的強暴與溫暖的柔情兩者的對立。這個過程中，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構(gòu)成了“在黑暗和黑夜中講述”的情境，主人公得以穿行于現(xiàn)實與幻覺，當(dāng)下與歷史之中，用其對于個體記憶與文明背景的喚起，展示世道與人心、歷史與人性、正與邪、善與惡、暴政與反抗、殺戮與救贖的諸種對立主題。與此同時，他們個人的求生意念，強大的意志力，置身黑暗中的想象力與柔韌性，則構(gòu)成了長詩的底色，敘述背景與動力。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看，我理解張煒是藉此對于齊國以及東萊的歷史與文化，來了一次詩意的巡游，仿佛但丁《神曲》中歷經(jīng)幽冥三界的情境。我猜想，詩人基于他對齊和東夷歷史文化的長期研究，知之深，愛之切，試圖在華夏古文化的廣大版圖中，描畫出一個不同尋常的浪漫之國的烏托邦。這其中當(dāng)然也有善與惡、正與邪，有強暴之鐵與柔情之綢的分立，但齊國山海相接的壯麗自然，東方仙山的浪漫傳說，雄踞東方的富有與智慧，民間與人民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還有那些在史書中被書寫的種種亂情與悲情的女性，乃至齊國對于暴秦的抵抗與最終屈服，齊文化的向東遷移與沉淀……詩人通過對大量正史材料的發(fā)掘，對于歷史情境的還原描寫，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一個巨大的古文明的輪廓。這一文明與我們通常所理解和想象的傳統(tǒng)之間，構(gòu)成了豐富的異質(zhì)性——它活脫而浪漫，富有而豐盈，浩瀚而多神秘，充滿海洋文明特有的自由氣質(zhì)。在筆者視野里，這是中國當(dāng)代作家在詩歌中首次正面的、以巨大筆觸處理類似的歷史內(nèi)容，是一次具有史詩視野與想象力的再現(xiàn)。我注意到，無論是對于齊姜、莊姜之美，詩人皆超越了歷史中那些倫?；挠顾坠P墨，仿佛希臘史詩中的形象，賦予了她們大海的背景，將她們悉數(shù)變成了美的化身。

　　這當(dāng)然也應(yīng)和并印證著詩人對于現(xiàn)實中那位女性——礦主女兒的描寫，對她的態(tài)度。仿佛“上蒼的詭譎和偏執(zhí)，將一座地獄做得這般堂皇”，因為她在黑暗中的出現(xiàn)，這壓抑中的生命頓時變得充滿了愛意，“煉火讓深淵比白晝更亮”。

　　這番對齊國與東萊歷史的描繪，某種意義上是一次“東夷史”的穿越，一次主人公精神意義上的返鄉(xiāng)，既是對歷史的回溯，也是對于其文化精神乃至文明形態(tài)的尋覓與歸返，對于自身求知與成長歷程的回顧。

　　因此，《鐵與綢》最終也仍是一個自傳體的敘述。這是張煒?biāo)氖陮懽髦幸灰载炛牧硪粋€原型主題。張煒無論是寫歷史還是現(xiàn)實，寫具體的故事，都帶有心靈史的色彩，這部作品也不例外。詩歌中的第一主人公，無疑是一個學(xué)者，一個研究齊地歷史與東萊地方史的專家，他同時也是一個深陷現(xiàn)實困頓，在性格上兼具鐵血與柔情的智者與詩人。因為其家族的歷史也充滿了苦難與血腥，其置身的現(xiàn)實又同樣遭遇戕害與暗算，所以，他的心靈和性格，也便成為了觀照歷史與現(xiàn)實的鏡子，成為了透視一切的方法論與解剖刀。

　　顯然，“鐵與綢”也成為了一個文明的辯證法，歷史的辯證法，人性的辯證法。它是解剖歷史的方法論，以此我們可以觀照和理解歷史中那些人性、靈魂與血肉的處境，可以感知齊都臨淄那不可方物的繁華盛大，想象稷下學(xué)宮里古文明的燦爛燈火，還有那繁華盛大背后的一切昏聵與黑暗，感知齊王被擄餓死的悲情，還有萬民修建齊長城的艱巨。所謂歷史，就是這樣一部無法敘說的大書，一個混合著善與惡、功與過的千秋黑洞。

　　這構(gòu)成了這部長詩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假如從寫作的本源看，我相信它是緣于作者的某個遭際或者見聞，但從寫作的抱負(fù)看，我以為詩人是想藉此對他所長期浸淫的齊文化，來一次盛大的建構(gòu)——只是這建構(gòu)由一般性的史籍研究，轉(zhuǎn)化為了荷馬式的想象，轉(zhuǎn)化為了史詩的筆觸。

　　自然，難度是另外一個問題，古希臘通過普遍的神話譜系，通過人性化的投射處理，將所有歷史故事最終都變成了人性故事與生命故事，所以獲得了一個處理歷史的最便捷的途經(jīng)。而張煒手中的資源，齊地與東夷的這些歷史本身的蕪雜與混亂，尚在等待詩人花費巨大的心力去進(jìn)行處理，而詩人手中的工具，只有這歷史的辯證法。

　　還是人心的辯證法。如果說張煒年輕時，是信守著一個善與惡對立的人性模式的話，那么在他深入中年以后的作品里，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善與惡的糾結(jié)與共生。這部《鐵與綢》亦是如此，它是人心與人性的一體兩面，是靈魂中恨與愛、欲與情、審判與悲憫、復(fù)仇與寬恕等等的復(fù)合共存。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也隱約可以看到《浮士德》或《唐璜》的影子。當(dāng)然，這一體兩面中，畢竟又有孰輕孰重，有正邪的最終歸宗。主人公經(jīng)歷了情感與愛的柔軟，也立志于鑄劍的決絕。這一切，最終又歸宗于“韶樂”的主題——張煒試圖超越孔子或者儒家趣味，真正解說一下這屬于東夷的偉大音樂，這“堂皇之聲的源頭”，它所包含的“悲哀的交響和凄涼的長吟”。

　　作為“心靈史”，我以為始終是張煒詩中最難解，當(dāng)然也無須執(zhí)著于“達(dá)詁”的部分，它隱含了詩人個人的私密經(jīng)驗，是他寫作激情的原始動力，但會在敘述與結(jié)構(gòu)的延展中化于無形，這似乎是張煒寫作中畢生貯藏的一個謎底。

　　這一作為心靈史的部分，也是融合全詩的關(guān)鍵因素，它將作品中的歷史文明追溯、現(xiàn)實(或超現(xiàn)實)故事的敘述，最終貼合于“鐵與綢”的原型意象，并藉此將作品的敘事性徹底壓扁，使之歸返且達(dá)于哲學(xué)、心靈與方法論的境地，也成為了最終完成此詩的催化素與粘合劑。

　　而且，詩人以此所營造的某種神秘性與陌生感，也成為了作品魅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