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一個春末，父親和他的兩個兄弟買下了七十五匣火柴逃課到了黑崖洞修仙，黑崖洞有沒有飛升成功的人我不清楚，倒是附近的老鷹坪傳說是女將樊梨花曾經(jīng)的修道之地，這個橫在半山腰的難得的空曠之地——其實也算不得空曠，只是相對于河源的峽谷來說很難得——正是樊梨花的點兵臺。處在看臉的社會中的我真不清楚這個女人到底有沒有值得我探究的顏值，也不清楚她到底有沒有在這里修過道，點來多少兵。更不知道父親買火柴是為了生火還是為了舉行什么儀式，只是通過爺爺被葉子煙熏得蠟黃的牙齒的張合得知這個數(shù)字取義自《七俠五義》，我得慶幸父親被饑餓打敗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軌跡，沒有得道飛升，否則我現(xiàn)在可能就正在寫另外一個男人，或者我根本不寫任何作品。

        曾祖父是附近一帶出了名的有硬手段的端公（主要職責類似羌族的釋比、蒙古族的薩滿），因為其技術(shù)高超，紅白喜事都會找上曾祖父，其業(yè)務范圍甚至擴展到了治病救人，以至于村子幾乎沒有幾家藥店。關于曾祖父的手藝，是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從爺爺口中得知的，那時我正癡迷于《易經(jīng)》的卦象和爻辭的研究，因爺爺翻看黃歷的時候看見黃歷上的某些內(nèi)容和《易經(jīng)》不謀而合而請教，爺爺才慢慢講述了那一段面黃肌瘦的家族歷史以及父親年輕時的趣事。

       河源尚未通電，一家人圍著火爐閑聊成了一種既打發(fā)時間又能省下一大筆煤油錢的最好的選擇，爺爺說到興起時便操起火鉗將火坑里的草木灰整平，喝一口從河壩里買回的白酒，酒杯通常由搪瓷碗替代掉，隨后砸吧一下嘴，一只與河源有著相同的體征的手伸向下巴，用老繭摩挲幾下胡子，似乎是要把胡子磨細，把皮膚磨平。這一系列的動作進行的同時，他灰噗噗的眼睛盯著懸在火塘上方的臘肉。隨后慢慢的搗鼓他的葉子煙，一件件鋪滿灰塵的舊事卡在他發(fā)黃而日漸稀少的牙齒中間，而每每說到關于曾祖父和父親，原本夾著火石子正準備點煙的火鉗又猛的砸向燒得通紅的疙瘩柴，草木灰、火星子伴著低而悶的聲音向著虛無的方向濺射。

        用火鉗才草木灰上畫出幾根線條。“這里是土城，往上走就是泗耳，再旁邊是海河，然后是大橋，老鷹坪就在這里，往縣城方向有石龍過江”，這一系列我所熟知和不熟悉的地名就成了他的地圖上的一個點。一張圖隨時都可能被另一張圖所覆蓋，一件事隨時可能被另一件事掩飾，一代人隨時可能被另一代人所遺忘。

       在語錄當家作主的年代，曾祖父不得不靠當腳夫為生，最終在石龍過江——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故意的，以什么樣的姿勢——跌進了漩渦之中。而父親就是在老鷹坪修道，直到現(xiàn)在，不知是修道念頭還未徹底泯滅還是他患有精神分裂的緣故，他不時還會念叨一些我聽不懂的語言。

       村里對曾祖父這一類人連同裁縫、木匠、泥巴匠統(tǒng)稱手藝人，因為語錄說過去的東西都是渣渣，特別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神龕之上都是害蟲，這門專職神龕的手藝自然在劫難逃，手藝人都是過街老鼠，但是神龕是有存在的必要，這個位置無可爭議地屬于語錄。破除迷信的意義在于消滅所有的神，再塑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且唯一的神。一朝天子一朝臣，由于自己是“前朝——眾神”的臣子而深受其害的緣故，曾祖父就堅決沒有再把它的手藝傳給爺爺，爺爺也只是從小耳濡目染加之從其他端公哪里用毛筆和線裝草紙筆記本記錄，才懂得一星半點。

       我幼時——整個河源都還點著煤油燈的時代，見過川主會、觀音會時爺爺其他幾個端公在伏龍山上的廟子里敲鑼打鼓，嘴中叫著各路神仙的名字，如一個正在點名的老師，苦口婆心的勸導。手上那一系列繁復而難以模仿的動作，這使得這門手藝愈加的神秘，至少在我的意識里是這樣的。我甚至懷疑自己下一刻就能同神鬼來一場勢均力敵的對話。

父親偶爾帶著自豪語氣講述他在勞改隊是如何將被子疊成標準的豆腐塊，將鞋子臉盆、牙刷擺放整齊的時候，我能從他的胡子上看出與爺爺相同的成分，我更加明確潛藏在我身體里的鐵塊和不安分的基因來自這個被風濕和痛風常年折磨到關節(jié)變形的男人，甚至更久遠的土壤。

        十來歲的父親是附近出了名的刺頭，警察的拜訪對這個住在半山的家庭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了。偶然一次和作家阿貝爾爬山散步才得知縣城背后的北山頂上是勞改所的舊址，搬遷過后只剩下一段百來米的石墻和被扒得赤裸裸的巖壁，是當時犯人們勞動改造的成果，勞動改造的目的是改造自然，這一點在語錄上早就明明白白的說過了——“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一路上我一直在極力辨認阿貝爾口中的“文化遺產(chǎn)”里面具體那一塊石頭是父親親手撫摸過的。

我不安分的基因恐怕得追溯到80年代或者更早的時間了，讀中學的父親同他的兩個同學帶著一周的伙食費，在臉上掛著黑崖洞的影子走進小賣部的那一刻開始，我寫下數(shù)十萬字的檢討的命運仿佛就已經(jīng)被他隨后買下的七十五匣火柴預言到了，或許他買的就是我后來成為一個寫作者的命運！

       初中的三年我貫徹和落實了干盡所有能干的壞事的“革命”精神。抽煙，直到老師的頭頂冒煙，翻墻上網(wǎng)，直到墻被翻垮，打架，因為我的血不安分，想從我的身體里跑出來。在完整的繼承了父親的不安分基因，且經(jīng)過初中三年的實踐后，我數(shù)十萬字的檢討作品是集中在高一的時候完成的。

       七年前的秋天，我從中學升入高中，遵守了就近原則在震后還是板房的平武高中上學。學校在半山上，這就大大抑制了我能夠經(jīng)常翻墻上網(wǎng)的可能，因為從學校到網(wǎng)吧得首先翻過兩道刀口一般鋒銳的鐵皮墻，然后穿過半片山的農(nóng)田，由橋過河再南下五百米，才能實現(xiàn)，所以直到我搬到新校區(qū)，那兩道鐵皮墻都還立在哪里。

        也大抵由此，我只能選擇在周末同當時的女朋友到學校旁邊的荒草堆中約會，我算不上早熟，因為比我更早熟的人已經(jīng)在哪里扔了無數(shù)避孕套。而我那時候最多就只知道親吻。早戀的事情在初中就已經(jīng)被班主任罰過了，所以也就沒什么值得遮掩的，我也并沒有因此而再寫過多的檢討。

         人可以犯很多的錯但是不能與組織明面對抗，尤其是關乎面子問題，我花了整整四個小時寫的三萬字的檢討就是因此緣由?；瘜W老師是國家重點高中自愿來支教的，屬于高級保護動物，跟河源的特產(chǎn)——大熊貓——一個級別，而我只是一個有待成長的直立動物，連高級都算不上，他比我至少高了三四個等級，裝備不夠干不過，我卻是不信邪，硬和他正面碰撞，那一刻我就是向著無人之地高喊前進，對著風車沖鋒的堂吉訶德。我?guī)状胃械阶约旱难胪馀?，眼前這個體重為我的1.5倍，身高為我的0.9倍的家伙         讓我感到手指不受驅(qū)使的想要團結(jié)起來。但是這一切都被消滅在發(fā)芽的狀態(tài)，因為我的直屬領導——班主任簡直就是曹操中的曹操，積雪還沒消融的時候，我的不安分連芽口都還沒長出，就被他一腳踩死了。

       學生通常都是雙重領導——父母和班主任。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不得不做出了妥協(xié)，結(jié)果是我的手指和大腦馬不停蹄的趕出了一份三萬字的作品，完全可以明確，放下鋼筆那一刻的我和剛剛完成《浮士德》的歌德從身體里生長出了一樣的心情。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是我的檢討生涯的又一個臺階，我拿起這一份足足寫了大半個作業(yè)本的檢討反復的讀了三四遍，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真他媽牛逼”。我在檢討中將整個沖突過程詳細而看似客觀的描述了出來，隨后又將自己放在了審判臺，審判完畢又將對方放在了被告位置。曹操雖然講后半部分省略了，但是我能從他喝水和扶眼鏡的姿勢推斷出他的認同。

        遺憾的是我那時候不知道有投稿留底的規(guī)矩，否則我應該可以出一本書叫《檢討書示范教程》，放在哪個犯錯當吃飯、網(wǎng)絡不發(fā)達的時代一定大賣，這對那些經(jīng)常犯錯又沒有文采的學生來說一定是救命良藥。我驚嘆于我寫檢討的天賦，因為我的檢討不光可以騙過班主任、教導主任，甚至連我自己都相信我已經(jīng)“深刻的反省”了。但是這種深刻的反省就是深刻的反復。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反復的過程中，我明悟到檢討是一種反視，這與文學的某種內(nèi)在基因是大同小異的。而頓悟的契機又與我理解肥胖的審美原理如出一轍。我從一場怎么也記不清的夢里醒來，只知道它讓我身體乏力，比連續(xù)房事還要讓人疲憊，經(jīng)常給別人炫耀的窗外的鳥叫今天我也沒空搭理，甚至感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陰謀。

       我的身體上套著一根紅內(nèi)褲，一件棉背心，由于昨夜太過疲憊，睡時連那件藍色的T恤也沒來得及脫下。昨天下午回家就開始的寫作讓我忘記了吃飯這回事，直到臨近十點才想起被我一直壓榨的軀體。身體是寫作的奴隸，在寫作者來說，僅此而已，但是要馬兒跑也要給馬兒吃草。我的腦袋嘎吱嘎吱的發(fā)出喝酒的信號，就沿路張望了半個小時，終于在白沙街尋到一家燒烤攤，但能坐的位置都已經(jīng)被形狀各異的屁股堆滿了，回走到濱河路才終于把自己的屁股又放在板凳上，撇開期間幾次小便，我一直坐到凌晨一點，酒精讓我又一次成為了蔣雪峰口中的“李白的戰(zhàn)士”。

       經(jīng)過一夜的醞釀，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排除我體內(nèi)的那些對我無用但對別的生命有用的殘渣，第一塊煙灰從香煙上脫離的瞬間，我突然明悟了關于肥胖的審美，想起了楊貴妃以及眾多我經(jīng)見過的具有豐滿特征的女性，甚至對此產(chǎn)生了偏執(zhí)的愛。這一點讓我更加興奮也更加的惶恐，我不知道這樣的思想是我又提升了藝術(shù)審美還是我在審美方面出現(xiàn)了偏差，走上了一條架在空氣里的路，路與行車的馬路相接，與每個人的身體相接，與我相接路口的恐怕就是我今天早上蹲在廁所的那個瞬間。

       無論是檢討還是文學，都是一場虛擬的審判，你親手將自己告上法庭，并由自己來裁定你的罪刑。我第一次完全把自己推上審判臺是2015年的夏天，一只無形的手掌提著我的“兩股筋”背心把我往回拉，沿著爺爺?shù)拿郑刂臈l要坐三四個小時的車才能走出大山的身體曲線，把我拉回半山老家。那時我正沉浸在寫作中如癡如醉，一向寡言的老太爺也到了成天沒完沒了的嘮叨的年紀。我恐懼一個人沒完沒了的嘮叨，更恐懼原本該沒完沒了的他突然再也不能嘮叨。

       意外的是這場審判并非來自老爺子的死亡現(xiàn)場，而是我知道他正在死亡，我走在通往向他的死亡的路上。“我總是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一首老歌在水晶向左橫拐往土城的水泥路上行走。爺爺有固定位置，背靠一面木墻，木板早已被柴火煙熏成了深黃色，嚴重的地方已經(jīng)變黑，掛著黑色的蛛網(wǎng)和揚塵。墻上掛著一排鋤頭，尖鋤、叉叉鋤、點鋤、冬瓜鋤，多以其形狀而命名。我的腳掌就是其中一把鋤頭，每一步的靠近都是在挖掘著一個巨型的葬坑，如海子在《亞洲銅》里所言“祖父死在這里/父親死在這里/我也將死在這里”。這個巨型的坑洞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來填補，這巨大的胃迫切地需要消化一切事物，直到所有人都被遺忘，人也就抵達了終點。

        在遠方低矮的山丘或者平原，我端起酒杯向我遇到的所有人宣布我對大山的主權(quán)，我說：大山，村莊。但當我從平坦的地形沿著海拔攀登，再次回到河源地帶，十來只烏鴉打著盹，悠閑的站在路邊的雜木枝頭如一群喝著壩壩茶的無事之人。偶爾用他低啞的喉嚨發(fā)出幾個音節(jié)，仿佛是對我的另一種審判，這種審判有點類似于卡夫卡式的審判，平穩(wěn)低沉卻讓人為之振動。這是我的檢討的故居（那時候的叛逆與自由無關，只關乎青春和荷爾蒙），為我后來寫下數(shù)十萬字檢討奠定基礎的地方，但如今是我受審的法庭。

       爺爺去世的哪天，整個下午我都在河邊度過，十幾個煙頭亂七八糟的埋在煙灰里，活脫脫的一個亂葬崗。一輛白色豐田轎車后面跟著輛黑色比亞迪，像兩個瘸子吃了搖頭丸，一前一后的從爛路搖過，最后停在我家院壩里。掏出手機計算一下時間，剛才應該是老爺子的孫女們回來了。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塵，然后以一種別人極不正常的姿勢往回走，我從不覺得走路有什么既定的姿勢，但是他們認為和他們不一樣就是不標準，不正常。其實真要他們說說什么樣的走路姿勢才是標準的，估計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走進堂屋就看見七八個孫女規(guī)規(guī)矩矩的跪在停放老爺子干癟的尸體的木板前，像做錯事的小孩被家長教訓時一樣老實，一副悲傷的神色看得我差點笑出聲來，為了避免尷尬，我只好轉(zhuǎn)過身對著木壁用手使勁的掰了掰下巴，然后做出我從未有過的認真樣給這幾位稀客打了招呼。穿過灶房走到屋后的菜園給老爺子生前種下的煙葉灌了幾桶糞，雖然我不抽葉子煙，但是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告訴我這些東西比停在木板上那具枯萎掉的身體重要。之前偷偷抽過老爺子的葉子煙，但那味道實在太過濃烈，我受不了，除了偶爾幫老爺子卷兩袋之外，就再也沒碰過那些枯葉。

         涪江的幼年（源頭）與我一樣，童年在數(shù)不清，甚至多數(shù)連名字都喊不上來的，或者干脆叫“這山，那山，左邊的山，右邊的山”的山腳間邊奔跑跳動。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在遇見九寨溝的水時，它才意識到自己的渾濁。大抵從走進文字的那一刻我就開始  了審判自己的漫長的官司。只是不論是寫檢討還是搞創(chuàng)作，我反復的審判自己，甚至將自身的病癥弄得一清二楚，比最牛逼的醫(yī)生還要專業(yè)，但沒有任何一個病癥因此而痊愈，或許需要審判的正是我想審判自己的念頭！

       檢討和文學的距離不是一點點，就是孫悟空也翻上好幾個筋斗才能從檢討到達文學。學生的檢討多是一種世俗的檢討，秘訣在于避重就輕。而文學是一個放大鏡、攝像頭。首先是完全的客觀的行為，再到身體，到骨頭，到每一個神經(jīng)元，到隱藏在這些之外的靈魂并篩選出作為高級動物共有的且難以治愈的病癥。只有能親手觸摸到人性的檢討才是文學。從檢討到文學差著孫悟空一個筋斗的距離，若你不是孫猴子，它就是十萬八千里，倘若你不遠萬里習得法術(shù)，它就是你不小心栽的一個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