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復興是從古典走向現(xiàn)代的一個過程，我們談論詩歌復興，到底怎樣復興？其實有很多路徑可走。我只從幾位詩人的個案來談。

　　我們現(xiàn)在看屈原，會覺得他是中國詩歌里面一個大靈魂，大靈魂里有人類詩性最耀眼的光芒，不管過了多少年，他總還在天空閃耀。

　　到了當代，與我們關(guān)系比較近的詩人與作品，還有體溫的詩人與作品，莫過于昌耀，他有一顆大靈魂，他出生于湖南，屬于“楚騷”文化體系，然后他的寫作又投入了大西北的荒漠之中，他的詩歌是從歷史的煉獄里煎熬出來的詩歌，他是典型的苦難人格，其精神里有屈原式的悲壯之美，這是“楚騷”文化從南向北的漂移，具體落實在一個大詩人的人生與作品里。

　　還有兩個同時代的詩人駱一禾與海子，他們英年早逝，詩歌兄弟同具自古以來的詩歌悲壯精神，在一個文化與社會轉(zhuǎn)型的時代，如兩顆流星劃過夜空。他們兩人中海子出生于安徽，駱一禾出生于北京，均在北方寫作，逝于北方，其詩歌中有一個“歌哭”的基因，把從古典走向現(xiàn)代的詩歌推向了語言狂歡的高峰。

　　到了當下，“楚狂人”柳忠秧作品呈現(xiàn)出的“歌哭”文化，語言高亢激越，情感穿透時空，在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眾人都在嘻笑時，柳忠秧卻在“歌哭”。這是中國詩歌久違了的“歌哭”，與他同時代的另一個安徽籍詩人楊鍵，去年推出了長詩《哭廟》，也是屬于以“歌哭”引起眾人驚訝的作品。

　　柳忠秧正以“新楚騷”詩派進行詩歌復興。他生于湖北，卻在嶺南生活與寫作。他是完整的屈原詩歌傳統(tǒng)的繼承者，他的長詩《哭長江》復活了屈原，復活了中國詩歌“歌哭”的傳統(tǒng)。他的寫作把屈原的“歌哭”文化向南漂移了，我們這塊土地浸泡了太多的“歌哭”，我們民族基因里的“歌哭”既是悲壯激越的又是自由狂喜的，而詩性，成了我們的文化性格，更是我們詩歌的音樂基調(diào)－情感基調(diào)的一部分。

　　“歌哭”文化本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聲調(diào)，先有“歌”才有“哭”，“歌”是詩性大發(fā)時的忘我吟唱，“哭”是情到深處的大悲大哭，是詩人真實的表情之一。中國詩歌百年來基本喪失了“哭”的功能，“歌”也快沒了，現(xiàn)代性改造讓人變得麻木不仁，讓詩變得呆若木雞，想一想，如果一個人連“歌哭”都沒有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技巧與手法，那又有什么意義？

　　杜甫的“歌哭”令人懷想，稽康的“歌哭”尤在耳畔，屈原的“歌哭”肝腸寸斷，海子的“歌哭”是火車輾過肉身留下的尖叫，駱一禾的“歌哭”是太陽光芒的斷裂，昌耀的“歌哭”是低廻雄壯如野?？癖嫉墓穆暋?/p>

　　柳忠秧“新楚騷”的“歌哭”是當代詩歌在眾人喧嘩中孤獨的獨白，是長江水在渾黃中旋轉(zhuǎn)翻滾之聲，在太陽光下的憤怒咆哮。

　　他發(fā)出了一種別人不敢發(fā)出的“歌哭“，別人羞于“歌哭”，在他這里成了詩歌情感的復調(diào)，他的《哭長江》是一場精神的“歌哭”儀式，也是“新楚騷”的一個基調(diào)，以“歌哭”代替了所有的技巧。試想一個人在忘我地“歌哭”時，他還顧忌哪些“詩歌技術(shù)”， 柳忠秧舍棄了技術(shù)性的寫作，他的價值取向與眾人不同，他投入的“歌哭”已經(jīng)把自杜甫、屈原以來的傳統(tǒng)漂移到了現(xiàn)代，發(fā)出了現(xiàn)代的聲音。他的詩歌也可以理解成一種詩歌的現(xiàn)代音樂，是人類在悲傷時發(fā)出的音樂，讀他的長詩很容易讓我想到湖北的編鐘，輕輕撞擊，發(fā)出遠古的回聲清脆如玉帛。

　　與古人不比較。還是看海子與駱一禾，他們的詩歌是反技術(shù)性的，在上世紀90年代第三代詩歌的浪潮中，對詞語與技術(shù)的改造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海子與駱一禾的詩歌寫作卻是在史詩與個人化抒情上一意孤行，悲壯的詩人給歷史總是留下了孤寂的背影。

　　柳忠秧現(xiàn)在所走的也是一條孤寂的路，他不同的是正面介入了現(xiàn)實與時代，他與海子、駱一禾不同的是他的文化處境更加的喧嘩，他內(nèi)心的靜寂要以詩歌的“歌哭”來回應現(xiàn)實的喧嘩。所以，他的“歌哭”要更大聲，他的“歌哭”需要現(xiàn)實的合唱，那么，“新楚騷”詩派的合唱生正逢時，必有真情感與大靈魂磅礴而出。

　　2014年3月26日夜于北京樹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