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文化的沒落與堅守
2019-07-22 作者：賀文鍵 | 來源：中詩網(wǎng) | 閱讀： 次
要想獲得重生，我們切莫諱疾忌醫(yī)。詩歌的世俗化和庸俗化傾向絕對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我們應(yīng)該學習唐宋詩人普遍重視人格的修煉與精神之享受，以歷史的責任感看待世界和社會。我們必須不畏艱難困苦，以超凡的毅力求得新生，使中國詩歌這個煙堆重新燃起生動的火苗！
曾幾何時，中國詩歌文化何其強大與輝煌！世界歷史上，有哪一個國家用詩歌來選拔管理人才？只有中國。而且，這個制度運行了好幾百年！詩歌，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精萃，文化中的鉆石，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中國在漫長的好幾百年里，其管理人員的素質(zhì)得有多高！當時的中國教育是把詩歌作為主要的手段?？梢哉f只要是有文化的人，沒有不會作詩的。把歷史上的中國，理解為詩歌的國度，一點也不為過。
中國輝煌的詩歌時代，在南宋之后就迅速沒落了！
公元1276年，元蒙組織兵馬圍困攻打長沙城(當時叫潭州)，潭州主帥領(lǐng)導(dǎo)軍民竭力抵抗三個月之久。城破之日，他帶領(lǐng)剩下官兵與家全部自盡。自盡時，置酒高樓，且飲且吟。岳麓書院三百多學生也全部戰(zhàn)死。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岳麓書院才多大一點的地方呵！以當時的文化水準而言，假如這幾百慷慨的學生不死，會對中國的詩歌及歷史和文化產(chǎn)生怎樣的建樹呵！
公元1279年，南宋政權(quán)與元蒙政權(quán)在崖山這個地方，發(fā)生了一場可能是當時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海戰(zhàn)，南宋戰(zhàn)敗。消息傳來，當時，戰(zhàn)場附近的南宋官員及百姓，發(fā)生慘烈的集體投海自盡，人數(shù)達到十萬之眾！海上是一片浮尸······
漢人，這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呵，多么剛烈而又不屈！很多是一些會寫詩的人哪！朋友們呵，那個時候不象現(xiàn)在人口眾多，十萬之眾，不可想象。日本人石田三成說“崖山之后無中國”，現(xiàn)在的中國人基本上不認同，認為他不懂歷史，講得不對。我們還在么，沒有滅亡嘛！ 明末的文學家錢謙益有首詩《后秋興之十三》，首句寫道：
“海角崖山一線斜，
從今也不屬中華。”
很多人更是不認同，錢謙益叛明投清，純屬漢奸之言。
歷史上，中國的詩歌基本上屬于精英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從隋唐代科舉開始，制詩就納入了國家人才選拔的模式中，是對社會管理者的一個重要的考察手段。所以，那時候稍有點文化之人，假如不會做詩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王維考中狀元，很大成分是因為他的詩作得好。詩人社會地位之高，遠超現(xiàn)在的影視明星與歌星。
當時的詩人，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事業(yè)心，
詩歌取用，宋代初期的科舉還沿用著此法，那時并沒有人覺得有何不妥，會寫詩的、寫好詩的就應(yīng)該是國家精英。北宋中期之后，商品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趨利成為主要的社會模式，詩賦在科舉中便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詩人詞賦家社會地位愈來愈有所下降。在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中，詩賦與經(jīng)義的斗爭竟然攪進了政治黨派之爭！當時的大詩人、大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如：蘇軾、王安石、司馬光等等都可以說是親歷者。
那個時候的詩人，普遍對社會是抱有著高度的責任感的。如這樣的詩句：
“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首詩是唐代王昌齡的《出塞》之一。王昌齡是什么人物呢？王昌齡 （698—757），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王昌齡早年也非常貧苦，主要依靠農(nóng)耕維持生活，30歲才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就是文書的校對，連編輯都不是。而后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也就是廣東。開元之末返回長安，改授江寧丞。江寧即今天南京，相當擔任副縣令之職。然后又被謗謫龍標尉。“龍標”是個地名，也就是現(xiàn)在的湖南省洪江市，古稱黔陽，唐朝也叫龍標。龍標尉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公安局長－職，科級于部，當時屬九品。這么一個人，詩歌氣慨之大，雄冠古今。
大家都知道的大詩人李白，因詩名得皇上召見，唐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diào)羹”。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wù)，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贊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wù)是給皇上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從，利用他敏捷的詩才，賦詩紀實。雖非記功，也將其文字流傳后世，以盛況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同僚不勝艷羨，但也有人因此而產(chǎn)生了嫉恨之心。天寶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歲，詔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宮中行樂，李白奉詔作《宮中行樂詞》，賜宮錦袍。暮春，興慶池牡丹盛開，玄宗與楊玉環(huán)同賞，李白又奉詔作《清平調(diào)》。他逐漸對御用文人生活日漸厭倦，始縱酒以自昏聵。與賀知章等人結(jié)“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嘗奉詔醉中起草詔書，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宮中人恨之，讒謗于玄宗，玄宗終于疏之。大家知道李白很想做官，但并不想做個碌碌無為的官。其實，他真正的心愿是濟世平天下，有詩《蜀道難》為證：
“行路難！行路難！
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云帆濟滄海。”
可見“濟滄海”才是他真實的思想境界。
唐代的杜甫，在歷史上被稱為詩圣。做過的官并不大，先做拾遺，相當現(xiàn)在的處級干部，后做工部員外郎，相當現(xiàn)在的副司長，副廳級。所以，大家叫他杜拾遺，又叫杜工部。他的代表作《三吏》《三別》。按照現(xiàn)在主弦律的說法，這叫什么事！看看《三吏·石壕吏》：
中國輝煌的詩歌時代，在南宋之后就迅速沒落了！
公元1276年，元蒙組織兵馬圍困攻打長沙城(當時叫潭州)，潭州主帥領(lǐng)導(dǎo)軍民竭力抵抗三個月之久。城破之日，他帶領(lǐng)剩下官兵與家全部自盡。自盡時，置酒高樓，且飲且吟。岳麓書院三百多學生也全部戰(zhàn)死。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岳麓書院才多大一點的地方呵！以當時的文化水準而言，假如這幾百慷慨的學生不死，會對中國的詩歌及歷史和文化產(chǎn)生怎樣的建樹呵！
公元1279年，南宋政權(quán)與元蒙政權(quán)在崖山這個地方，發(fā)生了一場可能是當時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海戰(zhàn)，南宋戰(zhàn)敗。消息傳來，當時，戰(zhàn)場附近的南宋官員及百姓，發(fā)生慘烈的集體投海自盡，人數(shù)達到十萬之眾！海上是一片浮尸······
漢人，這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呵，多么剛烈而又不屈！很多是一些會寫詩的人哪！朋友們呵，那個時候不象現(xiàn)在人口眾多，十萬之眾，不可想象。日本人石田三成說“崖山之后無中國”，現(xiàn)在的中國人基本上不認同，認為他不懂歷史，講得不對。我們還在么，沒有滅亡嘛！ 明末的文學家錢謙益有首詩《后秋興之十三》，首句寫道：
“海角崖山一線斜，
從今也不屬中華。”
很多人更是不認同，錢謙益叛明投清，純屬漢奸之言。
歷史上，中國的詩歌基本上屬于精英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從隋唐代科舉開始，制詩就納入了國家人才選拔的模式中，是對社會管理者的一個重要的考察手段。所以，那時候稍有點文化之人，假如不會做詩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王維考中狀元，很大成分是因為他的詩作得好。詩人社會地位之高，遠超現(xiàn)在的影視明星與歌星。
當時的詩人，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事業(yè)心，
詩歌取用，宋代初期的科舉還沿用著此法，那時并沒有人覺得有何不妥，會寫詩的、寫好詩的就應(yīng)該是國家精英。北宋中期之后，商品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趨利成為主要的社會模式，詩賦在科舉中便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詩人詞賦家社會地位愈來愈有所下降。在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中，詩賦與經(jīng)義的斗爭竟然攪進了政治黨派之爭！當時的大詩人、大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如：蘇軾、王安石、司馬光等等都可以說是親歷者。
那個時候的詩人，普遍對社會是抱有著高度的責任感的。如這樣的詩句：
“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首詩是唐代王昌齡的《出塞》之一。王昌齡是什么人物呢？王昌齡 （698—757），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王昌齡早年也非常貧苦，主要依靠農(nóng)耕維持生活，30歲才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就是文書的校對，連編輯都不是。而后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也就是廣東。開元之末返回長安，改授江寧丞。江寧即今天南京，相當擔任副縣令之職。然后又被謗謫龍標尉。“龍標”是個地名，也就是現(xiàn)在的湖南省洪江市，古稱黔陽，唐朝也叫龍標。龍標尉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公安局長－職，科級于部，當時屬九品。這么一個人，詩歌氣慨之大，雄冠古今。
大家都知道的大詩人李白，因詩名得皇上召見，唐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diào)羹”。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wù)，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贊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wù)是給皇上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從，利用他敏捷的詩才，賦詩紀實。雖非記功，也將其文字流傳后世，以盛況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同僚不勝艷羨，但也有人因此而產(chǎn)生了嫉恨之心。天寶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歲，詔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宮中行樂，李白奉詔作《宮中行樂詞》，賜宮錦袍。暮春，興慶池牡丹盛開，玄宗與楊玉環(huán)同賞，李白又奉詔作《清平調(diào)》。他逐漸對御用文人生活日漸厭倦，始縱酒以自昏聵。與賀知章等人結(jié)“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嘗奉詔醉中起草詔書，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宮中人恨之，讒謗于玄宗，玄宗終于疏之。大家知道李白很想做官，但并不想做個碌碌無為的官。其實，他真正的心愿是濟世平天下，有詩《蜀道難》為證：
“行路難！行路難！
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云帆濟滄海。”
可見“濟滄海”才是他真實的思想境界。
唐代的杜甫，在歷史上被稱為詩圣。做過的官并不大，先做拾遺，相當現(xiàn)在的處級干部，后做工部員外郎，相當現(xiàn)在的副司長，副廳級。所以，大家叫他杜拾遺，又叫杜工部。他的代表作《三吏》《三別》。按照現(xiàn)在主弦律的說法，這叫什么事！看看《三吏·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墻走， 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主弦律者會認為，這簡直是給大唐盛世丟臉。《三別·垂老別》又云：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這樣的詩，放在今天，雜志能發(fā)表嗎？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呵！詩人對于天下、人民和歷史的責任何其強悍，中華民族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撐，才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
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之前的詩人，可以說是天之驕子，值錢極了。會寫詩，寫好詩，地位之高，可以蔑視群業(yè)。故民心情舒暢，社會環(huán)境寬松曠達，生活富足，人們體格及腦力健康。歷史上要論中國之強，莫強于唐。有好事者說，元朝疆域廣大，戰(zhàn)無不勝，不是最強嗎？答曰，假使元代蒙古人惹遇唐軍，勝負也不一定可分也！何況，蒙古人那些事是漢文化的那些事嗎？當然，我們不應(yīng)該秉持民粹主義思想來看待，然而就當時文明與文化的先進性而言，廣大優(yōu)秀詩人的匆促缺位，經(jīng)學義理的抬頭，給了當時南宋政權(quán)造成了重大的人才局限，埋下了失敗的種子，這是不爭的事實。
元代社會，是以漢族文明為主的中華文化傳承一場真正的大劫難，漢語的優(yōu)秀詩歌傳統(tǒng)幾乎在那兒斷了線。不管歷史學家如何美化，漢人的文化思想是受到了統(tǒng)治者空前極端的壓制與奴役的。在元代社會的南方漢人區(qū)域，幾戶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有人私藏鐵器、銳器就是犯罪。其等級制度也十分森嚴，社會人員共十級，而會寫漢字的文化人排在第九等，社會地位比之乞丐還低一等，僅高于娼妓。所以，這就是別號“臭老九”的來歷。
說“崖山之后無中國”，只是一種比喻之語，但說中國文化在崖山之后開始隕落，中國詩歌從此走向沒落，應(yīng)該不會有大錯。遠在南宋末期，中國詩歌傳統(tǒng)就受到重創(chuàng)，詩人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尤如高空墜落，到了元朝，從上九流淪為下九流，而且還處于下九流的底層，這是不爭之事實。有人會說，元曲，明清小說，民國以來的影視劇和流行歌曲，也含有詩歌的要素哩，證明詩歌的傳統(tǒng)還在延續(xù)。這話表面上沒有錯，其實，與中國真正的詩歌傳承，完全是兩碼事。元曲，明清小說，民國以來的影視劇和流行歌曲，等等，這些都屬于平民的世俗文化之范疇，與精英文化的博大雄強之品格完全背道而弛。精英文化重視的是以天下為己任，重視人格的修煉與精神享受，而平民的世俗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自誤自樂，生存就是快樂，重視人性和自我的需求與物質(zhì)欲望。
我不想討論這二者之間哲學上的高下。我只想說，真正的詩人過得很苦，他們就象一群有著信念與理想的苦行僧，雖然環(huán)境苦，生活苦，心里也苦，但他們苦中有樂。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的喪失，獨立之人格的放棄，是元代以后的詩人品格中一大缺憾。從崖山之戰(zhàn)的公元1279年到今天的公元2019年，中國歷史已經(jīng)翻過了740年了，中國詩歌文化傳統(tǒng)之火斷斷續(xù)續(xù)，若隱若現(xiàn)，不能說完全熄滅了，但己然是岌岌可危?，F(xiàn)當代詩歌逐漸演化成世俗文化與娛樂文化的代名詞，詩人被各種集團利用成為司空見慣的常態(tài)。大家對無調(diào)、無品位、無意義的呻吟者和贊頌者，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宋之后的歷代，間或有幾位有識的詩人露一下臉，但終因缺乏天分與才具，不了了之。
站在當代的社會環(huán)境中，我們應(yīng)該問一問自己，詩歌應(yīng)該向何處去？作為新詩的我們還需要最后一搏嗎？麥田還需要最后的守望者嗎？詩歌的煙堆還可以救活嗎？詩的火苗還會重新燃燒起來嗎？
是的，幾百年間，我們背著手就這樣溜溜地過來了。生活教會我們隨遇而安，不多事，不惹事，過著自己的小日子，臉上春光無限，一代人埋葬著另一代人，子子孫孫，無窮無盡，孫子熬成了大爺。我們沉迷得太久，已經(jīng)是半身不遂，早巳不能自理。要想獲得重生，我們切莫諱疾忌醫(yī)。詩歌的世俗化和庸俗化傾向絕對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我們應(yīng)該學習唐宋詩人普遍重視人格的修煉與精神之享受，以歷史的責任感看待世界和社會。我們必須不畏艱難困苦，以超凡的毅力求得新生，使中國詩歌這個煙堆重新燃起生動的火苗！
老翁逾墻走， 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主弦律者會認為，這簡直是給大唐盛世丟臉。《三別·垂老別》又云：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這樣的詩，放在今天，雜志能發(fā)表嗎？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呵！詩人對于天下、人民和歷史的責任何其強悍，中華民族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撐，才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
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之前的詩人，可以說是天之驕子，值錢極了。會寫詩，寫好詩，地位之高，可以蔑視群業(yè)。故民心情舒暢，社會環(huán)境寬松曠達，生活富足，人們體格及腦力健康。歷史上要論中國之強，莫強于唐。有好事者說，元朝疆域廣大，戰(zhàn)無不勝，不是最強嗎？答曰，假使元代蒙古人惹遇唐軍，勝負也不一定可分也！何況，蒙古人那些事是漢文化的那些事嗎？當然，我們不應(yīng)該秉持民粹主義思想來看待，然而就當時文明與文化的先進性而言，廣大優(yōu)秀詩人的匆促缺位，經(jīng)學義理的抬頭，給了當時南宋政權(quán)造成了重大的人才局限，埋下了失敗的種子，這是不爭的事實。
元代社會，是以漢族文明為主的中華文化傳承一場真正的大劫難，漢語的優(yōu)秀詩歌傳統(tǒng)幾乎在那兒斷了線。不管歷史學家如何美化，漢人的文化思想是受到了統(tǒng)治者空前極端的壓制與奴役的。在元代社會的南方漢人區(qū)域，幾戶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有人私藏鐵器、銳器就是犯罪。其等級制度也十分森嚴，社會人員共十級，而會寫漢字的文化人排在第九等，社會地位比之乞丐還低一等，僅高于娼妓。所以，這就是別號“臭老九”的來歷。
說“崖山之后無中國”，只是一種比喻之語，但說中國文化在崖山之后開始隕落，中國詩歌從此走向沒落，應(yīng)該不會有大錯。遠在南宋末期，中國詩歌傳統(tǒng)就受到重創(chuàng)，詩人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尤如高空墜落，到了元朝，從上九流淪為下九流，而且還處于下九流的底層，這是不爭之事實。有人會說，元曲，明清小說，民國以來的影視劇和流行歌曲，也含有詩歌的要素哩，證明詩歌的傳統(tǒng)還在延續(xù)。這話表面上沒有錯，其實，與中國真正的詩歌傳承，完全是兩碼事。元曲，明清小說，民國以來的影視劇和流行歌曲，等等，這些都屬于平民的世俗文化之范疇，與精英文化的博大雄強之品格完全背道而弛。精英文化重視的是以天下為己任，重視人格的修煉與精神享受，而平民的世俗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自誤自樂，生存就是快樂，重視人性和自我的需求與物質(zhì)欲望。
我不想討論這二者之間哲學上的高下。我只想說，真正的詩人過得很苦，他們就象一群有著信念與理想的苦行僧，雖然環(huán)境苦，生活苦，心里也苦，但他們苦中有樂。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的喪失，獨立之人格的放棄，是元代以后的詩人品格中一大缺憾。從崖山之戰(zhàn)的公元1279年到今天的公元2019年，中國歷史已經(jīng)翻過了740年了，中國詩歌文化傳統(tǒng)之火斷斷續(xù)續(xù)，若隱若現(xiàn)，不能說完全熄滅了，但己然是岌岌可危?，F(xiàn)當代詩歌逐漸演化成世俗文化與娛樂文化的代名詞，詩人被各種集團利用成為司空見慣的常態(tài)。大家對無調(diào)、無品位、無意義的呻吟者和贊頌者，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宋之后的歷代，間或有幾位有識的詩人露一下臉，但終因缺乏天分與才具，不了了之。
站在當代的社會環(huán)境中，我們應(yīng)該問一問自己，詩歌應(yīng)該向何處去？作為新詩的我們還需要最后一搏嗎？麥田還需要最后的守望者嗎？詩歌的煙堆還可以救活嗎？詩的火苗還會重新燃燒起來嗎？
是的，幾百年間，我們背著手就這樣溜溜地過來了。生活教會我們隨遇而安，不多事，不惹事，過著自己的小日子，臉上春光無限，一代人埋葬著另一代人，子子孫孫，無窮無盡，孫子熬成了大爺。我們沉迷得太久，已經(jīng)是半身不遂，早巳不能自理。要想獲得重生，我們切莫諱疾忌醫(yī)。詩歌的世俗化和庸俗化傾向絕對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我們應(yīng)該學習唐宋詩人普遍重視人格的修煉與精神之享受，以歷史的責任感看待世界和社會。我們必須不畏艱難困苦，以超凡的毅力求得新生，使中國詩歌這個煙堆重新燃起生動的火苗！
20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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