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學術界對“五四”運動所造成的文學革命進行了反思。有一部分人認為，“五四”式的破舊立新，使文學倒向了功利主義的誤區(qū)。他們提出了要回歸文學本體，重新審視“五四”時期人性啟蒙文學觀的選擇與建構問題。而對于詩歌而言，一刀切的斷開古體詩的糾纏，從胡適的《兩只蝴蝶》開篇，新詩走上了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從大白話式的搖搖晃晃到對歐美詩歌的刻意模仿，以至今日的百花齊放，山頭林立，新詩發(fā)展至此已有百年歷史。雖然僅有百年時光，新詩已經渡過了三十年代新詩、八十年代朦朧詩的那種青春迷狂式的小資情調以及中間代的功利抒情，目前的詩歌是在嚴重物質化的語境中艱難行走。另一方面，在嚴重西化的技巧中被誤讀，被邊緣化。例如詩人朵漁就曾經承認，他對某些學院派詩人的詩根本讀不懂。搞了幾十年詩歌的人都讀不懂，何況一般的詩歌愛好者。面對中華幾千年文化的涵養(yǎng)，新詩卻像是一個游學歸來的逆子。一方面有著與主流世界接軌的藝術高度，另一方面卻無法真正融入本土文化的懷抱。

　　當然歷史的發(fā)展都是一波三折、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國通過文革的洗禮，知識分子浴火重生，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績斐然，領導層也意識到，要實現中國夢，必須恢復和繼承傳統(tǒng)文化，正人心，順民意。同時詩人們也打開了視野，通過反復的學習與自省，開始意識到傳承文化，引領文化的重要性。有學者認為詩人最早的來源之一，就是巫者，是人類對未知事件的一種預言者和引領者。所以在文學這個門類當中，詩人往往是最早覺醒的一批人。當下許多詩人很早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近期詩人中悄然興起一股讀唐詩的風氣。詩人羅羽曾經對我說，他上下班坐地鐵時，利用這點空余時間他把杜甫的詩全集精讀了三遍。他認為學習西方的詩歌技巧是必須的，但是要寫出接地氣的新詩，還是得從唐詩宋詞中吸納元氣。詩人森子也買了很多唐詩集子，并送了我一些他買重復的詩集。他認為一個優(yōu)秀的詩人，首先要有世界視野，再者對本民族的文化必須精通，這是根本?，F在新詩最重要的跡象是正在走向深厚與成熟，正在重建著漢語的豐盈、質樸和寧靜。新詩的這種古典詩意的回歸，也許是對“五四”那種文學革命絕然斷裂的一種反哺，一種糾偏，也是時逢盛世對文化的續(xù)接和更新?，F在國學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悄悄地改變著人們的精神面貌，一種傳統(tǒng)的能量正在詩人的內心聚集。

　　近期有一首長詩《悲歌行》在中詩網一經登出，短短一個月內居然點擊量接近二十萬次，打破了中詩網的多項紀錄。這首詩為什么會這么異軍突起，炙手可熱呢？許多網友反映，很久沒有讀到這么接地氣的詩了。詩中文白夾雜，將古典詩意和新詩技巧融匯貫通，自成一格。即傳統(tǒng)又新穎，即古樸又灑脫。語言綿密雄厚，意境悲中見喜，借古人情懷，抒發(fā)自身抱負。由此可見不論社會如何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還是深植在每個國人的內心深處，這是一種文化基因的傳承與延續(xù)。一如歷經干旱的植物，只要環(huán)境有所恢復，就又能起死回生，繁榮發(fā)展。

　　這首詩的作者郭棟超先生，素來以寫長詩見長，他是一個知識淵博，十分健談的人。常常在會議的發(fā)言中，他只是根據草擬的幾句提綱就能侃侃而談，時而幽默風趣，時而妙句疊出，引起大家一陣陣的掌聲和笑聲。他能一字不錯并充滿感情的背誦出許多前人的詩句，并且旁征博引，信手拈來，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聞強記。他所要闡明的文學觀點往往別出心裁，令人意外。但是在他強大的邏輯思維的編織下，古今中外的詩人都在替他說話。

　　在剛出版的詩集《高原》《草原》《平原》中，他以三首長詩的力度，印證了他的詩歌才華，展示了他多年閱讀和思考的成績。他的詩以語言雄壯優(yōu)美，意象遼闊深遠見長，主題充滿了歷史的厚度與哲學的韻味，有著史詩般的莊嚴感和美學思想上的深度。他的寫作是有計劃有準備的進行著。除了《高原》《草原》《平原》之外，他剛剛又完成了《悲歌行》《麗人行》《壯士行》三首長詩的創(chuàng)作。當下詩歌的古典意境的回歸與這三首長詩的產生是不是有一定的內在必然性與巧合呢？我認為是這三首詩順應了目前國學方興，政治清明的大好局面而產生的。猶如春風過境，萬物生長一樣。

一

　　詩人于堅認為：“詩植根于語言的歷史中。一首詩的“好”也是超越語言的，用漢語、英語或者瑞典語都可以寫出好詩。一位韓國詩人說，在他看來，“蒹葭蒼蒼，白鷺為霜”是最高之詩；一首詩的“好”也是超越歷史的，人們判斷什么是詩的標準在“好”上從來沒有進步過，也許語言形式不同，好還是那個好。”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覺得《詩經》是好詩、李白是好詩，杜甫是好詩、蘇軾是好詩、迪金森是好詩，薩福、畢肖普、R.S.托馬斯……是好詩。所以好詩的標準不是你以先鋒的模式寫就是好詩，你以古典的語言的方式寫就是落后的、不好的。好詩是一種對精神層面的深度抵達，所用的語言方式僅是外在的工具。而郭棟超先生的《悲歌行》《麗人行》《壯士行》（以下簡稱“三行”）就是新詩發(fā)展至今，在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大前提下，一個具有試驗性、先鋒性的詩歌文本。而這種文本也絕非孤立的斷章，早在鄭愁予的名篇《錯誤》中已有顯露，在新詩的語言下包含著古典的意境。隨后在紀弦和洛夫的一些詩作中，也有文白雜夾的詩句。也許是臺灣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文脈未斷，反映在詩歌上就是古典與先鋒的有機融合，這種時光上的落差也造成了詩意上的奇異張力與蟲洞效應。所以說好詩是進入時間的詩，進入過去，也進入未來。而“三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這種詩歌樣式的開山之作。詩人很嫻熟的穿越于古典與現代之間，一會五言、七言，一會兒轉入當代性敘述，而古典詩句的運用是與寫作的題材密不可分的，是詩歌整體有機的一部分。

　　例如在《悲歌行》中，詩人從宋朝的宋徽宗時期開始寫起，這是大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該詩開始像一幅徐徐展開的清明上河圖，將那時大宋朝國富民安，昌盛一時的情景以四言古韻描繪而出。隨著上層的窮奢極侈，荒淫無度。詩人以史筆寫出：“怎聽見，城外馬聲碎；怎知它，遍地起狼煙。”于是一敗再敗，以至兵敗漠北，草迷歸路。寫到此處，詩人不由感嘆：“即然為端王，何必為君圣。即己為君圣，何須似端王。”有一種國破山河在的哀嘆，可謂：“望斷天涯路，無處可倚欄”。二帝被俘，應該是當時的國恥，岳飛曾寫出“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而詩中也有“雪埋離恨，斜陽流光，樺林斷腸處。”這樣的妙句。詩中至此急轉而下，用“霧鎖秦淮”和“弓滿弦驚”兩句來概括南宋偏安一隅的醉生夢死與膽戰(zhàn)心驚是最恰當不過了。一方面主和派在“軟軟吳語，商女歌凝咽，桐花開處。武將鼠膽，文官賊目。休道不知亡國恨，誰懂歌者拂琴凄涼弦，悲秋苦擊筑”中得樂且樂。另一方面主戰(zhàn)派卻在：“遙岑遠目，獻愁供恨。闌干拍遍，山河破碎，不敢求田問舍。匹馬登汴梁，醉里挑燈看劍。稼軒昂昂，遭貶遷，斷鴻聲里，凝望長安，弓滿弦驚，多想剎那間，刺破夜的黑暗。”里苦苦支撐。隨著中興四將的凋落，南宋的氣數將盡，詩人借用了陸游的“家祭相告”與李清照的“綠肥紅瘦”兩句來昭示南宋這種風雨飄搖與窮途末路的感覺。當熱血青年被腐敗政府的冷水潑醒，詩人們只能“幾盞淡酒，對天邀月，與誰話凄涼？”時，這個暮氣沉沉的國家就已經快走到了盡頭。于是只剩下一首悲涼的“伶仃絕唱”徘徊天地之間，文天祥應該是南宋人最后的一根骨頭，讓不忍卒讀的南宋史閃出了一絲亮色，這也許是最后的抵抗，詩人寫道：“鳥無山寂，夜長風淅，鼓衰力盡，箭如注，將軍沒。中原征士血滿窟，魂魄聚，結伍向敵山崩裂，五坡嶺上震弦月”。南宋的偏安從最初就已經埋下了失敗的種子，不思國仇家恨，一味茍且求和，傷盡了天下漢人的心。詩人不由嘆道：“倉皇辭廟日，一路悲歌行”。點出了這首詩的主旨是在于悲，悲其不幸，傷其不爭。詩人在最后一段“義透煙云”中反思歷史，體味世代更替，往事如煙。并用真情歌頌中華大地的秀麗山川，最后用一段“穿越時空，響著駝鈴。絲路花語，且歌且行。”來結束全詩，暗示了目前一帶一路經濟戰(zhàn)略思想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麗人行》是以歷史上三個和番女子的命運為主線，抒寫家國情懷，追古人之幽思，嘆世事之蒼桑。昭君出塞以漢元帝時王昭君與匈奴呼韓邪單于和親的故事為經歷，演繹成一行行動人的詩篇。詩人一開始就抓住王昭君即將出塞，回家別母的場景。“江面的小船，穿梭編織成淡淡的鄉(xiāng)愁”，“凝視，門前屋后的一切。悄悄地裝幀成畫，珍藏”。 這次的遠行，告別即是永別。為了兩國的福祉，犧牲了自己。古人曾用一個怨字來概括昭君的一生。她的功勞在于開創(chuàng)了漢匈之間六十年無戰(zhàn)事的和平局面。當然詩人也對君王的昏庸與無情進行了諷刺。在史實上，昭君在呼韓邪單于死后，曾寫了一封《報成帝書》要求回到中原，書中有“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之句。而成帝卻拒絕了她的請求，敕令昭君遵從匈奴習俗，又嫁呼韓邪單于的長子。以一代絕色而輾轉胡地十幾年，忍辱含恨，抑郁而終。公主西行是以大唐的文成公主和親吐蕃王松贊干布的史實為依據，贊頌文成公主知書達禮，不避艱險，遠嫁吐蕃。詩人從公主出嫁時的浩大場面來切入主題，沿著主公出嫁時的路線描寫當地的異域風情，一直到“團團松枝，掩映山寨。布達拉宮，依稀可見”。這時詩人感嘆道：“遠嫁他鄉(xiāng)的公主呀，你是西行的魂，你是眾生的神，蠶食桑葉，殷殷吐絲。吐蕃大唐，安康生息。”詩意至此抵達高潮部分。文成公主為促進唐蕃之間的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漢藏兩族友好合作關系，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文姬歸漢敘述了蔡文姬被匈奴兵擄去，嫁與了匈奴的左賢王。在匈奴十二年，思家不能歸。詩中用四言句寫道：“孤雁南歸，哀聲嚶嚶。羌笛夜怨，曲助歸意。草長鶯飛，琵琶留恨。漢宮春色，悲憤傳詩。”幸而曹操一統(tǒng)北方之后，忽然想起昔日老師蔡邕的這個獨生女兒，用黃金千兩，白壁一雙，把她贖了回來。詩人用纖細之筆將文姬將歸時的復雜心理進行了描寫，詩中寫道：“琴聲越過帳篷，追憶過去，期許未來。吹碎人心，吹皺河水，吹得草長鶯飛。馬頭琴的蒼涼，戳著魂靈，直抵心扉。”最后詩人以時人問古的角度對以上三位麗人的坎坷命運再三詠嘆，詩中說：“你知道你不會遇到悲壯的麗人，可你仍在雪夜里尋找失散的馬匹。如有一天相遇，那就對視良久，不離不棄。”自古紅顏多薄命，主要是在封建社會女子沒有掌控命運的能力，天生的美貌卻往往成為交易的酬碼。先賢曾說，所謂悲劇，往往是把美麗的事物毀滅給人看。而三個美麗女子曲折動人的故事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悲嘆良久。

　　《壯士行》則是以飛將軍李廣一家三代的遭遇為藍本，敘述戰(zhàn)爭的殘酷，命運的崎嶇和世事的炎涼。李廣在漢朝是一個悲劇性人物，他在軍事上很有才華，可惜至老未能封侯，兒子李敢為此替父伸冤，在衛(wèi)青面前爭辨并將其打傷，于是得罪了外戚，在狩獵時被霍去病用暗箭射殺。其孫李陵率五千步兵與八萬匈奴戰(zhàn)于?；?，最后因寡不敵眾兵敗投降。由于之后漢武帝誤信李陵替匈奴練兵的訛傳，夷滅李陵三族，致使其徹底與漢朝斷絕關系，李陵的一生充滿國恨家仇的矛盾。李家三代可謂都是壯士，保國衛(wèi)家，出生入死，最后落得如此下場。故而《壯士行》一開始即從陰山腳下的漠北邊關進入敘述。詩中對戰(zhàn)爭場面的描寫觸目驚心：“擦亮你的鎧甲，喂飽你的戰(zhàn)馬，揮動你的皮鞭，舞起你的大刀。”然后千軍萬馬開始： “攻城，攻城，攻城。復仇的血沸騰著，大刀砍禿了赤松林，鉆著箭雨，尸體堆成山陵。”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在第三段《塞外孤魂》的描寫中，將飛將軍李廣一生的主要事跡概括了一下，詩中寫道：“想當年,酒仍溫而射三虎/駕長車劫殺強虜/飛將在，陰山難越/大青山，率壯士逐水而居。”將飛將軍的精氣神呈現無遺，一代名將，風度儼然，張揚而大氣。接著描寫激烈的戰(zhàn)爭場面：“戰(zhàn)九日，退強敵英名長在/中數箭，血水流，不卸征衣/時不濟，天不與，若之奈何？”然后詩筆借戰(zhàn)爭場面的過渡，從李廣轉到李陵，時空交錯，爺孫的命運何其相似，結局卻截然不同。詩中寫道：“長風嘯起，荒野嘶鳴/刀傷倒下飛將之孫/黎明醒來/迷蒙的清晨/滿眼皆是蠻夷之人。”李陵被俘，名將之后的結局是悲壯的、也是讓人扼腕嘆息的。至此作者筆勢一轉，從司馬遷落難寫《史記》開始，側面烘托李陵的離家去國之痛。站在風暴中心的人往往會被現實撕裂，靈魂被顛覆式洗禮，可是他們依然在默默地堅守：“老父呀！兒謹記/生，不能辱門風/死，只要仰大義。”這種堅守使短暫的生命在歷史的長河中具有了永恒的意義。最后作者用一段“沃野千里，草長鶯飛”式的優(yōu)美抒情掩蓋了戰(zhàn)馬嘶鳴和箭鏃齊飛，將沉寂的古戰(zhàn)場籠罩在“若隱若現，繁花般燦爛”的陽光之下。生命在且歌且行中繁衍發(fā)展，那段歷史也在且歌且行中漸行漸遠。

二

　　不論新詩還是古體詩，只要是用漢語寫作，其詩的內核就具有了漢文化的基因傳承。雖然五四以后，新詩是喝著外國奶粉長大，但是其基因是根植于母語，來自在于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積淀?，F在新詩出現的回流溯源現象，是遲早的事情，有人稱這種詩歌為新古典主義。就如大多數魚類在成年以后，會從大海游回自己的出生地繁衍后代一樣，這是一種生物本能式的復歸，而文學史上這種文學理念與觀念的輪回也是屢見不鮮，而古體詩和新詩中引用或借喻前人意象的比比皆是。沒有前人意象和技巧的積累和示范，就不會有新詩的繁華與跨越。而“三行”的出現，恰是在這種新古典主義思潮回歸的臨界點上，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先行者。當然第一個未必是寫的最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但卻是開一時風氣之先，僅從這一點上來說，“三行”就有了研究和閱讀的必要。但作者聰明之處在于絕非因襲套用陳舊的技巧，而是有所創(chuàng)新，他對傳統(tǒng)人物和傳統(tǒng)文化是有所取舍、有所思考的評判。在思想上具有很新的現代意識，絕不是簡單的古典意境的堆積。他能化古為今，在詩中體現很多鮮活的當代性和思辨性。在詩的音韻與節(jié)奏上能整合兩種詩的格調，為其所用。三首詩如三條大河，時而幽澗叮咚，時而飛流直下，時而巨浪沖天，時而浩浩蕩蕩。詩人心胸有多寬廣，其詩中境界也有多遼闊。詩中歷史人物李廣、李陵、司馬遷、岳飛、文天祥，李清照，王昭君、文成公主、蔡文姬等等，都是肩負歷史責任或是具有歷史正義感的名人。而作者對這些歷史人物的激賞，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心胸抱負，家國情懷。

　　“三行”以古詩寫古人，借力甚多，而兩種詩歌體例的揉合、摻雜，作者能夠駕馭自如，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新詩之新也在于不斷的創(chuàng)新和懷舊，而這種創(chuàng)新本身也充滿了風險和變數。好在作者似乎找到了一條獨立的言說方式，在詩藝美學方面達到了自律自足，為新詩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一條可供參考的幽徑。從詩句中可以看到詩人在寫作“三行”過程中，激情四射，底氣十足，語言的洪流夾裹著歷史的往事，在情感的河流中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樣的感人畫面，定格在歷史的不同瞬間。而詩人在寫作中粗中有細，局部情感的細節(jié)刻畫及對歷史的反思深度，往往讓人收益良多?？梢哉f“三行”的出現是詩歌前行中的必然事件，隨著時日久遠將更顯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從網絡上的訪問量可以看到“三行”受到了大量詩歌愛好者的歡迎，這也許印證了一次詩歌風氣的可貴轉變，我期待著“三行”會帶給大家更多的意外驚喜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