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東先生1981年參加工作后，一直在江西省交通管理部門從事業(yè)務技術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石虎塘航電樞紐工程項目建設辦公室工作了16年。也許對于石虎塘工程建設懷有強烈的情感，劉曉東先生專門創(chuàng)作了一部詩集，名為《石虎塘放歌》（該詩集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他自言未滿18歲參加工作就遠離故鄉(xiāng)遠離親人，由于沒有其他業(yè)余愛好來消遣愁思，常常有感而發(fā)寫些詩歌作品寄托情感，久而久之成為自娛自樂的一種習慣。多年來，他無功利無目的地創(chuàng)作出了幾本厚厚的詩集，《石虎塘放歌》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本。
　　翻閱《石虎塘放歌》，我不無欣喜地發(fā)現(xiàn)，一個學理科的人，卻有不亞于學文科的人的專業(yè)才華，字里行間不自覺地踐行著詩歌的審美規(guī)則，建構(gòu)起來的意象和意境有著濃厚的個人情趣與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總體來講，劉曉東先生的詩歌屬于豪放派類型，詩集中結(jié)集起來的舊體詩（格律詩）、詞作和新詩（現(xiàn)代詩），體現(xiàn)了“豪放”的人生情趣、美學風格和詩學精神。但劉曉東先生并不是專業(yè)的詩人，沒有受過專業(yè)的學習和訓練，他的詩詞作品所踐行的規(guī)則和特點是一種本性使然，是一種連他本人都不是很清楚的寫作方法。

　　一 、“豪放”的人生情趣——“儒道互補”、意在現(xiàn)實

　　情趣，即一個人的性情和志趣。南北朝時期，范曄在《后漢書·劉陶傳》中以“情”“趣”為根本來品評人物：“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茍同，貧賤不易意。”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中以情趣之旨歸來評判文章：“是以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斯固情趣之旨歸，文筆之同致也。”
　　中國古代豪放派的名篇佳作，如蘇軾和辛棄疾的作品，多為作者的性情志趣的抒發(fā)。劉曉東先生在學習古人的名篇佳作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性情志趣貫穿于寫作實踐中。
　　作者作為一個建設者、指揮者、參與者和見證者，詩集《石虎塘放歌》是他在“志”（理想）的驅(qū)動之下的現(xiàn)實能動表現(xiàn)。具體來講，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積極進取的剛健精神，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奉獻于社會民生的奉獻精神。[①]如格律詩《陪石虎塘工程初設勘察技術人員二首》中工程勘察、設計的描繪：“進場測量踏勘忙，紅土情深仔細看。電站藍圖著力繪，山花爛漫煥春光。”“涉水爬山何畏苦，殫精勘設巧籌謀，截江筑壩藍圖繪，建庫移村碧樹栽。”對勘察人員的仔細、著力、忙碌形象展現(xiàn)無遺，既直觀地呈現(xiàn)困難重重、不畏艱險，也謳歌了勘察、設計者們的魄力、勞力和心力。又如格律詩《石虎塘樞紐庫區(qū)初設勘察感懷二首》,勘察、設計者們遠離家鄉(xiāng)，遠離親人的孤苦與悲喜，艱辛卻樂觀也有凸顯：“櫛風沐雨不言苦，傾汗踏泥也覺甜。月夕霜晨寒暑易，察勘論證匯編全。”“哪堪異地漂離苦，更覺歸來夢里香。但見英雄得意客，一人春風好奇揚。何人慨嘆寂寥夜，不悵炎涼伴我忘。”再如《贊石虎塘樞紐建設大軍進點二首》中的現(xiàn)代詩重現(xiàn)了建設大軍的雄壯、豪邁、自信與勇敢：“無須顧盼種種困難纏繞的開局/信心和勇氣早已將構(gòu)想清晰周詳/”“開工，就意味著已經(jīng)起跑/從一開始就要又好又快、爭分奪秒/”從中，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的英雄氣概：“我要用最富有深情的詩篇/把你勇敢豪邁的形象/寫進石虎塘樞紐建設的交響/讓古老贛江的美好祝愿、長久企盼/融化你默默征程中所有的艱辛和惆悵/”
　　“‘豪放’美學范疇的根本思想精神，即是儒家和道家兩家思想的優(yōu)勢互補、取長補短的歷史和合及其意在現(xiàn)實、努力改善社會民生而積極作為（尤其是在實踐的意義上）的人生境界。”[②]“儒道互補”、意在現(xiàn)實，在《石虎塘放歌》中表現(xiàn)為詩人崇尚“收”與“放”的人生情趣。“放”是儒家，是積極進取，是意在現(xiàn)實，像“既然石虎塘工程選擇了我/我就決不吝嗇自己的血汗/我定要用自己的青春年華/竭盡所能實現(xiàn)石虎塘碧波蕩漾的理想/……把身體挺立成松/庫區(qū)才有場面的熱烈與繁榮/把身體彎曲成弓/贛江水面才能呈現(xiàn)美麗的彩虹/”(《我自豪，我是一名石虎塘工程建設者》)“放”，理想主義色彩濃郁，高昂、亢奮，像“泱泱集團辟戰(zhàn)場，東西兩岸彩旗揚。踞灘截流建樞紐，機唱人歡日夜忙。筑大壩，建廠房，長虹一道起贛江。虎塘福地春常在，豎起豐碑百世芳”；（《鷓鴣天•石虎塘樞紐工程二首》）“你那雙如炬的眼睛/無時不在傳遞熾熱的深情/你每天看似簡單的言行/無時不在詮釋信念的堅定。”（《贊石虎塘建設者二首》）“收”是道家，是寧靜淡泊，是修養(yǎng)身心。像詞作《憶秦娥•漫步泰和贛江岸邊》中的英雄傷離別：“倚欄靜思傷離別。傷離別，一朝分袂，怎不念切？”雖傷感，但不頹廢，詩人通過‘澄江月，河邊漫步閑情歇’來消遣。
　　“收”“放”自如在《石虎塘放歌》中有集中彰顯：有時需要內(nèi)心的定力好好把握，譬如“春夏秋冬/有誰愿意在歲月中蹉跎/機會總是公平地對待你我/生活不要在乎誘惑/也不要在乎傳說/緊要處自己還得好好把握/”(《生活還得好好把握》）有時是忠誠，譬如“山寒水冷身雖倦，入夢思鄉(xiāng)淚有聲。自覺華年心不懈，漫天白雪鑒忠忱。”(《石虎塘冬日有感》）有時憑借一身正氣的自立精神，譬如“三十六年鏖戰(zhàn)，眾志御侮成城。軍民合力共抗衡，只為河山義正。不必相信神圣，還需自立精神。浩然正氣動天旻，今日黃花滿徑。”（《重慶紀行五首》）大多時候是建設繁忙、專注，無暇顧及憂愁，正如詩人所言：“天公笑我無愁顏，只因筑牢圍堰。”
　　詩集《石虎塘放歌》是詩人“豪放”的人生情趣的抒發(fā)，是“儒、道互補”、意在現(xiàn)實的積極探索。詩人通過詩詞形式記錄石虎塘航電樞紐工程建設項目從籌劃到竣工全過程。

　　二 、“豪放”的美學風格——剛?cè)岵?、剛健為?/strong>

　　如上所述，這種直面現(xiàn)實的性質(zhì)，導致“豪放”擁有了一種辯證的姿態(tài)，從儒道互補和合的視點和基礎來看，“豪放”和合為“中和”之美的美學特征。“并在剛?cè)岵幕A上，因為對社會歷史和民生現(xiàn)實的巨大責任感，形成了一種以陽剛之美為主導的‘壯美’美學形態(tài)及審美意識”。[③]
　　具體到文藝作品，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鮮明而強烈的主體性精神特征；盛大而充沛的內(nèi)在氣蘊和外在氣勢；直抒胸臆、淋漓盡致的表達方式。[④]
　　劉曉東先生鮮明而強烈的主體性精神特征雖以豪放為主體風格，卻也不乏清秀婉約之作。就藝術表現(xiàn)而言，常常借鑒了婉約的意境、意象、語詞、創(chuàng)作技巧，以婉約中常見的柔美意象和手法，反映時代的風云，抒發(fā)個人的壯懷，從而創(chuàng)造了既具有積極昂揚的思想內(nèi)容又具有剛?cè)嵯酀乃囆g風格的詩詞，令人耳目一新。如《大壩截流書感》：“河變湖，水無邊，虎塘變舊顏。首尾看不見，從此年復年。常有客來游，驚贊一湖天。湖邊嘗湖鮮，喜看鳥翩躚。” 在審美意象上，在描寫壯美的場景，塑造崇高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同時，又別具匠心地揉入柔和甜蜜的愛情形象或景物意象，以渲染豪壯的氣氛，襯托感慨的情懷。如《船閘與船兒的愛情》《四月里的老松》：“……興高采烈的船閘敞開巨大的手臂/激動地把船兒擁抱在自己懷里/急急地把大門關緊/熱烈地親吻，盡情地享受歡欣……”“四月里徐徐吹來的陣陣暖風/溫暖著這些剛經(jīng)過嚴冬的老松/暖風扶起老松難得的情濃/從此老松又有了憧憬翠綠的從容/”此外，作者還注重選用顏色字，通過色彩的錯雜交匯表情達意，以婉約之法，入豪放詩詞中，可謂以柔濟剛，剛健柔勝，頗得美學辯證法之味。如《雨中石虎塘》中的“翠”就具點睛之筆。
　　詩人內(nèi)在氣勢的盛大來源于“大我”之“志”與“情”的激發(fā)和積累。“所以，孟子又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即是說，‘志’是‘氣’的理性內(nèi)涵，‘氣’是‘志’的感性顯現(xiàn)……‘氣’盛則詞豪，‘氣’大則詞剛。”[⑤]劉曉東先生的詩集《石虎塘放歌》，時空雖有明顯界限，但蒼穹、曠野、河流、山丘、村莊、城市等背景，在今昔對比中擴大詩詞的境界，充實了詩集內(nèi)涵的深厚性。詩人在自己的抒情世界里，豪情滿懷，奮斗的激情高漲。如《石虎塘的春天》：“當歡樂在無眠中穿越時空/當理想在豪情中激越奔涌/草木翩翩，星月無眠/人聲機聲在兩岸之間挽起黎明/人與理想一起/心與風雨并肩/美好的明天不會遙遠/石虎塘熾熱的愛意飄灑在天上人間/”又如《虎塘新春二首》：“機吼人喧鬧虎塘，他鄉(xiāng)異地賦華章。青春憧憬詩千首，理想執(zhí)著寫萬行。情注拓荒常記起，景隨人愿意方長。紅心一顆捧雙手，風雨彩虹步鏗鏘。”氣勢恢弘，境界宏大，張揚了對建設和建設者的歌頌。由“豪”到“放”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內(nèi)在氣勢的盛大而充沛要以同樣盛大而充沛的外在氣勢表現(xiàn)出來，并隨主體的情感、思想和精神需要而婉轉(zhuǎn)自如，乃至淋漓盡致。同時，“挽起黎明”“鬧虎塘”“賦華章”“步鏗鏘”表明“放”不是一瀉無余和毫無節(jié)制的，是攻艱克難，恰到好處的。
　　豪放派詩人感情充沛，主觀色彩比較濃郁，多以直抒胸臆的方法抒發(fā)情感，即使寫景狀物， 詩人的一腔激情也多半折射在景物之上，即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例如“碧水蕩舟舟緩緩，心潮逐浪浪悠悠。”“人世滄桑何所慮，藍天碧水最流年。”“碧水蕩舟舟戲水，心潮逐浪浪連天。”（《游南車水庫三首》）意到筆隨，無遮無攔，豪邁奔騰的氣勢溢于言表，有著鮮明的豪放的藝術風貌。由于表達主體的氣是陽剛的，豪放與婉約是表達上的剛?cè)峤Y(jié)合，總體來講，呈現(xiàn)的美學風格是剛健的。
　　剛?cè)岵霓q證法境界，通過“豪放”這種表達方式也可以很好地體現(xiàn)。梁啟超在《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一文中認為，“回蕩的”（豪放）的表情法是兼有“奔迸的”（偏于剛）和“蘊藉的”（偏于柔）兩者之長，而避免了兩者之弊。[⑥]

　　三、 “豪放”的詩學精神——詩可以“怨”

　　“‘豪放’的核心內(nèi)涵是‘不受約束’它在社會禮法、技藝表達和文學藝術表達三個層次上展開并得到體現(xiàn)，而從中國古代詩學史上看來，‘豪放’作為一種美學范疇，主要是在詩歌的領域之中得到最完美的體現(xiàn)的。”[⑦]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詩學自古以來就有“詩言志”（《尚書•舜典》）的傳統(tǒng)。儒家重視“詩言志”的傳統(tǒng)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周禮的一部分，是從政之人必備的重要素養(yǎng)。以至于孔子對自己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明確指出詩教的四大主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詩可以“怨”，“怨”的內(nèi)容居于首位的是對政事的諷喻，其次是后來范圍擴大了的一切不平之“怨”，其實就是感情的郁積與抒發(fā)。[⑧]錢鐘書在《詩可以怨》一文中對詩“可以怨”的傳統(tǒng)作了清晰而詳實的梳理。[⑨]應該說，沿著孔子詩“可以怨”的傳統(tǒng)繼承而來的，在中國詩歌史上，這一類的文學作品占據(jù)著最高位置。“雖然歷代對于怨抑之詞的態(tài)度是不一樣的，但是在詩歌的領域里，其地位簡直不可動搖——這是從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創(chuàng)作實踐及其成就而言的，因為詩‘可以怨’的精神，最終發(fā)展成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偉大的民族憂患意識，并深切地反映到文學中來，從而在本質(zhì)上提高了文學的品位、氣象和境界。”[⑩]
　　實際上，詩歌中“怨”的實質(zhì)是詩人關注現(xiàn)實世界的一種體現(xiàn)和情感抒發(fā)，“凡是詩歌作品中出現(xiàn)‘怨’品的作品，都是他們關注現(xiàn)實、深切理解和領悟人生、生活及家國命運前途的真實顯現(xiàn)，‘豪放’詞之所以能夠突破‘婉約’詞香艷纏綿的傳統(tǒng)，也不僅僅是題材和風格上的突破而已，關鍵是這種面向現(xiàn)實人生的態(tài)度的問題。”[11]“詩歌中‘怨’的實質(zhì)，歸根到底就是一種“怨”的精神，接觸現(xiàn)實、關注現(xiàn)實、要想改造現(xiàn)實的精神，一種革新創(chuàng)造的精神，這種精神具有文化的高度，并不是單純用心于文學技巧就能夠達到的一種境界。”[12]
　　《石虎塘放歌》以史學家的眼光記載石虎塘航電樞紐從勘探、設計到建設、通航全過程。整本詩集除了嚴格按照韻律的規(guī)則來構(gòu)建古體詩詞、現(xiàn)代詩的節(jié)奏美和韻律美外，詩人沒有特別用心去做技巧上的雕琢，流露更多的是自然流暢、朗朗上口的痛快酣暢的現(xiàn)實表達和情緒抒發(fā)。絕大多數(shù)詩篇展現(xiàn)了勘探者、設計者、建設者的日夜奮力拼搏場面，為不計個人得失、舍小家顧大家的勞動者和建設者立傳著詩。詩人作為一個參與者、見證者、建設者和指揮者，內(nèi)心的真情實感以噴薄之勢付諸筆端，行至何處，目之所及都化作詩歌。因此，《石虎塘放歌》幾乎每一首詩都形成一股合力，匯聚成關注建設、體恤建設、關愛建設的深情傾訴，對自然與改造自然充滿神圣的敬畏感和獨特的審美感。所以，讀劉曉東先生的詩，會與參與建設的每一個物件物我相融，會同參與建設的每一個建設者們的勞心勞力感同身受，會被每一個設區(qū)市流經(jīng)的河流、湖泊、村莊、路徑、樹木和丘陵所吸引并感染。
　　不難看出，《石虎塘放歌》的現(xiàn)實表達和深情歌頌一方面源于詩人多年來遠離家鄉(xiāng)遠離親人的情緒郁積和抒發(fā)，另一方面源于詩人作為一個港航工作者對工作開拓的艱辛、建設的艱難和成功的不易的深切理解、熟悉和體悟，字里行間力透字背彰顯的是決心、勇氣、魄力和激情?？梢哉f，《石虎塘放歌》是劉曉東先生熱愛自然、改造自然的民族憂患意識的文字表達，是繼承了自孔子以來儒家倡導的詩“可以怨”的傳統(tǒng)，是一種具有文化高度的“怨”的詩學境界和審美豪放的詩學精神。
 

　　[①] 參見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07-108頁，2010年4月20日。

　　[②] 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08頁，2010年4月20日。

　　[③] 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19頁，2010年4月20日。

　　[④] 參見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85頁，2010年4月20日。

　　[⑤] 田耕滋：《詞分豪放與婉約的詩學意義》，《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6月第20期第2卷（總52期。）

　　[⑥] 轉(zhuǎn)引自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23-124頁，2010年4月20日。

　　[⑦] 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24頁，2010年4月20日。

　　[⑧] 參見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25頁，2010年4月20日。

　　[⑨]錢鐘書：《錢鐘書散文》，第312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⑩] 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25頁，2010年4月20日。

　　[11] 于永森：《論豪放》，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第126頁，2010年4月20日。

　　[12] 同上